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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二） 　　橫須賀，如不少港口一樣，也藏著一本袖珍近代史。 　　其實來橫須賀那天早上，完全沒打算登什麼日本自衛隊的宙斯盾，而是想看看它的近代痕跡中最有趣的一個："黑船"。 　　有三個小博物館與黑船有關：浦賀奉行所（長官公署）舊址、佩裡紀念館、技師貝爾尼紀念館。此外還有許多，比如法國人建造的燈塔、日本海軍的締造者勝海舟斷食修煉的地點、橫須賀制鐵所的大氣錘和巨錨照片等。為佩裡紀念碑揮毫題墨的，是主刀宰割中國朝鮮的日本第一代首相伊藤博文。紀念碑建立時，甚至得到明治天皇的賜金。 　　1853年，廣州上空的鴉片硝煙已經散盡。對歐美軍艦來說，乖順的上海，早已是它們方便的基地。 　　美國東印度艦隊的蒸汽艦在上海完成編隊，先闖入琉球，然後直指東京灣。7月8日，在日本近代史上被喚做"黑船"的美國軍艦編隊，抵達了橫須賀南面的浦賀海面。 　　浦賀奉行所大驚失色，急急派出一群巡查小舟，圍住突然闖到的巨大黑船。但是，那黑船悶頭勘探港口，一直越過幕府規定夷船闌入開炮擊沉的觀音崎禁區線。他們不理喊話，不許登船，無奈奉行所的翻譯用英語喊了一嗓子"我會說荷蘭話"，才算艱難開始了外交談判。 　　橫須賀小博物館對黑船的描述口徑，給我一種國策宣傳的印象。在橫須賀，一種近代史觀點被講述著。美國黑船扮演的，不像殖民主義侵略者而更像新時代啟蒙者的角色。即使不是無比親切，至少也令人懷念。 　　——佩裡有恩於日本的歷史進步。他是推在日本陳腐的鎖國脊樑上的一巴掌。佩裡從小聰敏，他是蒸汽船艦前途的預言家。談判之餘花絮不斷，雙方指著地球儀做世界知識競答，彼此都為對方而驚歎。紐約和華盛頓在這兒，它們是商業城市。那裡是巴拿馬，正修建的運河一旦開通，去歐洲就不用繞路了。黑船與村民尚有過親善聯歡；美國水兵把喝光的啤酒瓶隨手一扔，觀看的日本漁民便一躍跳入海裡，在那個時代空瓶子是寶貴的。 　　在橫須賀，與其說我參觀了一段結束鎖國的故事，不如說接觸了一種對歐美的官方恭維。這個態度，與日本愈來愈多地談及的，抵抗歐美白人殖民主義、保衛亞洲解放亞洲的理論，古怪地相悖相駁。本來，黑船事件不是可以解釋成"大東亞自衛戰爭"的起點麼？ 　　佩裡提督並不掩飾黑船準備動武。他的國書，既拒絕交給低級的奉行所官員，也拒絕繞到門戶港長崎去遞交。看著黑船上的大炮，幕府決定忍辱。於是，開港通商，日本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在美國軍艦的炮口下簽訂了——這是一般的通說。 　　在這段故事中，據一種傳聞的披露——曾有兩面白旗被故意藏起。據說與國書一起，佩裡曾贈給日本兩面白旗。意思是：你們可以選擇戰爭，但若是打不過要停火時，可以使用這白旗。收錄這個細節的，是1910年東京帝大編篡的《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交關係文書之一》，但編篡者在凡例中有言在先："白旗"文書的真偽尚需存疑。 　　無論白旗有無，佩裡的面孔，無疑猙獰得多。來路上，5月26日佩裡的黑船駛入了琉球那覇港。6月6日，他不顧琉球王府的反對，強行登陸。美國行前的精細算盤是，萬一到了江戶灣後與幕府的交涉不順利，就佔領琉球。 　　橫須賀有一股官方口徑的氣味。也許它反映著日本對美國的一種長遠態度。先是入歐，繼而親美，執行這項國策已有百五十年。橫須賀是日本選擇文明進步國策的紀念地；佩裡是日本選擇文明的動力之一，他的紀念碑，要建造得莊重氣派。似乎，那一年震驚了日本朝野的美國黑船事件，已成了日本現代化的有趣花絮。 　　細處無須糾纏。 　　重要的是：已經由於中國遭受鴉片戰爭而受到強烈震動的日本朝野，這次又因黑船的刺激，痛感刻不容緩，發憤富國強兵。 　　不平等條約簽訂的一瞬，還有一件花絮。隨著那個時代的風雲，成批湧現了諸多野心勃勃的志士仁人。他們主導了日本國家的走向和民族的思想。他們中的一個、長州藩出身的吉田松陰，居然劃著小艇爬上黑船，要求偷渡美國，去考察新文明。 　　他異想天開的行徑，代表了當時日本的風尚。他被趕下黑船，繼而被捕，囚禁中寫下的書簡，後來是啟蒙時代的名著。不過他的文明論不能放之四海。在他的文明發憤之中，泯滅了巨大的道德。它一面教導對歐美規矩的恭敬，一面宣言對貧弱鄰國的野蠻： 　　既與魯西亞或亞墨利加一旦締約，決不可因我破約而失信于戎狄。但嚴于章程厚于信義，于其間滋養國力，令易取之朝鮮滿洲支那順從。至於與魯貿易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鮮滿以填償之。 （『獄是帳』） 　　比吉田松陰更具理論性也影響更大的，是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言說 。福澤在他的文明解釋中，更娓娓闡述了滿腹的歧視。那樣露骨的他者歧視，在今天假惺惺的文明氣氛中讀來，人會不敢相信白紙黑字。但是無疑：這位日本式帝國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謳歌的，就是吞噬弱小的殖民主義。 　　他在《脫亞論》中的述懷，最為著名： 　　"為今日謀，我國不可猶豫於鄰邦，待其開明然後共圖興亞。毋寧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其與支那朝鮮交際之法，亦勿因鄰邦之故特施照顧，徑以西洋人待此之風予以處理可也。與惡友交親者難免共有惡名，我應自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 　　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著的、這個脫亞入歐弱肉強食的烙印，依舊還是那麼清晰。 　　日本學到的陽明儒學，是簡化和偏激的知行合一。軍艦，既然它最重要，日本就不顧一切要得到它。幕府仰求法國助力，禮聘了正在上海修造炮船的法國技師貝爾尼，在橫須賀創建了最早的制鐵所和造船廠。後來幕府滅亡，明治親政，這個國家並沒有廢止敵功。事業由新政府繼續，把法國人創建的攤子，一直發展成海軍造船廠、橫須賀海軍工廠。 　　僅在一年之內，橫須賀就已嘗試了蒼准丸、震風丸的建造，但都失敗了。於是造船廠攔上幕布，點起燈籠，于黑船次年即1854年，造出了日本第一艘洋式軍艦"鳳凰丸"。再過一年，勝海舟、榎本武揚等大弄潮兒被派赴長崎，1855年在那裡建立海軍傳習所，日本的近代海軍隨之誕生。 　　新式軍艦重於一切。黑船次年，日本向荷蘭訂購了一艘三桅十二炮的軍艦"鹹臨丸"。 　　這艘船沒打過什麼仗，但它的隱喻含義很大。1860年，它載著福澤諭吉和勝海舟等日本政治家和海軍將領，離開橫須賀的碼頭。它和福澤諭吉完成了一對互佐的比喻：福澤諭吉很快就要發表他著名的背棄亞細亞吞噬朝鮮中國的理論、為日本民族舉起"脫亞入歐"的旗幟；鹹臨丸則做為美國軍艦的"伴隨艦"完成了橫渡太平洋的處女航——它隱喻了日本國家今天的世界角色。 　　這一切，距他們震驚於英國對中國發動的鴉片戰爭、距他們立誓發憤突破殖民主義羅網和被人魚肉的命運，僅僅過了十五年。 　　而距離甲午年的戰爭——距離他們最後張開大口、實踐以蛇吞象吃掉中國的預想——也僅僅還有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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