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33)_閻連科

三三

　　▼尊嚴

　　大伯是偏窮鄉村的農民，極盡平凡和卑微，可又是一個堪用超凡去形容的尊貴的生命和尊貴的人。

　　那一年，房子蓋將起來了。

　　那一年，我發成哥哥完婚了。

　　蓋起房子那一天，自然是依著鄉村的風俗，慷慷慨慨，放開來請匠人們好好吃了與喝了。吃了肉，喝了酒，待匠人與小工都離開繁鬧，別了新房後，豎在路邊的那三間高大的瓦屋裡，空落出的清靜，散發著半青半紅的磚和石頭混合成的硫黃味，還有泥土的潮潤和馨香。屋子裡淨淨蕩蕩，似乎遼遠開闊。初夏的陽光從門窗透進來，照著那些清麗的味道，如照著看不見的綢紗。就在那屋裡，在我和叔伯哥哥與弟妹們都站著坐著欣賞房屋，讚賞陽光，開始對生活有著懵懂美意時，大伯從外邊進來了。

　　大伯說：「你們弟兄都在呀。趁都在，我給你們說上幾句話。」然後，大伯就立在門口的陽光中——因為他身材高大，一米七多的身子立在那兒如豎著一塊板——站在他用一家人的血汗蓋將起的三間瓦屋的門口，對他六男二女的子女們說：「房子蓋起來了，債也欠下了。人在這個世界上，什麼都可以欠，唯獨不能欠的是人家的債。從明天起，我們一家人都重去拉石頭、賣石頭，儘快把欠人家的債務給還上。」

　　生活又恢復到原有的軌道上，和原本就沒有離過軌道一樣。早上天不亮起床到十幾裡外河的對岸澗穀扛石頭，然後再蹚著齊腰的急流運到河這邊，賣到村裡那些國家的麻雀單位裡。一天兩趟，走時星月滿天，回時星月也滿天。除了農忙和過年，其餘時間裡，大伯一家人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干一恒持，就是三年多，和又一個中國歷史中的「三年困難時期」一樣。

　　總算無論如何，因為這豎起的新房子，使我大伯家滄桑的日子，顯出了與他戶人家的相同和不同。相同的是，過的都是那個年代裡鄉村瘦弱的歲月；不同的是，因為大伯家人口眾多，其歲月中的日子，就過得比別人家更為艱辛和疲憊。但在這戶人家中，因為大伯的存在，就像一片新生的林地中，有一棵粗壯而古老的大樹，一下讓那林地有了境界和氣韻，有了精神和風骨。大伯正是那片林地中的那棵古而壯的樹，因為他如牛如馬地勞作，因為他如頭羊、頭雁樣領著子女們為活著，並力求在活著中讓子女們盡力吃得飽一些、穿得不那麼破爛裸露些，並且在他們長大成人時，都能夠有理由談婚論嫁，有條件娶妻生子，我大伯在他不識字並且在他不善深究言談的人生中，深深地明白兩個字的含義和深邃，那就是——尊嚴。

　　就是人活在世上的某種尊嚴。

　　尊嚴有大小之說，但沒有高貴卑賤之分。如同鐘錶上的時間，座鐘大者可臥似房屋，站如松柏；小者猶如拳頭鳥蛋，擱在桌角床頭，如鳥雀臥枝。手錶有當年南京產的「鐘山」牌，大如銅圓，光亮中顯著淺黃，三十元一塊，戴在手腕上，鮮明而粗糙；有上海產的上百元一塊的「上海」牌，相比之下，確實有了精緻和薄美。可再一看那些進口表，日本的超薄和透亮，瑞士的琳琅和滑潤，這些物件品相，有大小，有貴賤，有美醜，可其所走動的時間，卻一律都是時、分、秒，都是積累著分散了的歲月和生命。而我們生活的尊嚴、人的尊嚴，也正如鐘錶上的時間，鐘錶可以不一樣，時間卻必然是等同和相同。比之於時間，尊嚴亦是如此。國王的尊嚴不一定比百姓的尊嚴要大，要厚重；省長的尊嚴不一定就比一個鄉村平民的尊嚴更為值錢，有價值。

　　我在想，國王為了他的尊嚴，可以砍掉人頭的話，而百姓為了自己的尊嚴，是要在被殺時，努力把腰杆挺直些，要在世人面前展示一下自己活在人世並不那麼猥瑣和自卑。那麼說，後者的尊嚴其實要比前者更讓人敬重和尊崇。

　　如果省長為尊嚴不惜下發一份文件，動用無數的人力和財力時，農民為了自己的尊嚴，要把收割的鐮刀磨得快一些，把耕地的犁鏵弄得尖銳一些兒。那麼說，後者的尊嚴，也要比前者更為本源和人道，更為人性和溫暖。

　　人間世事就這樣，皇帝為了尊嚴可以去戰爭，百姓為了尊嚴可以去勞動。

　　有錢人為了尊嚴可以一擲千金，窮人為了尊嚴可以在逃難時力求那討飯的碗筷乾淨一些兒。

　　一棵樹的尊嚴是在風中不要倒下去；一株草的尊嚴是春天盡力綠一些，秋天盡力遲黃晚枯一會兒；房的尊嚴是能讓人住進去；車的尊嚴是滿車載重時能跑得輕鬆些、快一些；狗的尊嚴是不要讓鄰人、路人踢一腳或砸上一石頭；貓的尊嚴是不要讓老鼠嘰嘰叫著從自己眼前溜過去。一粒沙子落在路邊，似乎無生命、無呼吸，可卻有尊嚴。它的尊嚴是起風時，最好不要緊隨塵土在空中舞舞動動地飛，就是飛時也要讓塵土在前、在上面，而自己以尊嚴的重量，比起塵土要顯出自己的穩妥和力量。

　　尊嚴不是生命中的時間，卻是時間中生命的份額和重量；尊嚴不是看不見的空氣和飄浮的雲，而是生命中的氣韻和精神。

　　尊嚴不簡單地顯示為人的衣著與表情，更是人生內在的力量與氣節，可以以最簡約的方式顯示為人生在世的氣節和風骨。

　　我大伯是個極有尊嚴的人。

　　是個把人的尊嚴放在活著的首位的老百姓。

　　作為農民，他是我們隊裡最好的農活、莊稼的鄉把式。

　　作為男人，為了義情，他曾經提著一把砍刀，孤身一人，到幾裡外的鄰村要把某人的耳朵割下來。

　　作為父親，他奔波辛勞，每年、每月、每時地勞作和流汗，沒有讓他的八個子女，在最貧窮的年代裡，因為貧窮誤了他們的成長和婚姻。

　　蓋起那三間瓦屋後的一年裡，大伯領著他的一群孩子，用他們的血汗還了欠債後，還又在那新房的山牆下，堆起了再蓋新房時用的一大堆地基石頭和磚頭。就在那新的地基石頭堆將起來時，大伯家的老大——我的發成哥和蓮娃嫂子終於完了婚。鑼鼓和鞭炮、花生和核桃、對聯和彩色的紙屑，還有絡繹不絕的鄉人們和成群結隊的升起於貧窮土地上的歡笑聲，終於迎來了大伯家六個男孩子中第一個新人嫂。就在所有的這些把一對新人送進那新瓦屋的房裡時，人們在圍著生活和新房說笑時，我大伯把我母親叫到了人群稀處的安靜裡，鄭鄭重重地對我母親說：「老二書成年齡也長了上來啦，有合適的就給他介紹媳婦吧。你對人家說，待老二結婚時，我一定也把老二結婚用的新房瓦屋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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