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32)_閻連科

三二

　　▼相媳

　　現在，大我五六歲的發成哥，已經做了爺爺了。可他的子女們，那些出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輩人，將無法明白他的父輩們，是如何地為了生存而奮鬥，為了婚姻而丟掉了做人的尊嚴和舒展。

　　相對像是在過了春節後。

　　大伯家的房子將蓋未蓋時，我母親通過親戚的親戚，聯繫了十幾裡外名為卸甲溝村的一位名叫蓮娃的姑娘——她現在是我嫂，日子過得有山有水、見日見月。可在當年那一刻，為了讓她嫁到我們閻姓家，母親、父親和大伯，不知道商量過多少次，「設計」過多少次。相對象的那一天，我大娘把家裡的裡裡外外掃了一個遍，唯獨沒有掃擦的，只有屋裡的空氣和那院裡的樹。除此外，還特意讓對方必須見到的人——如大伯、大娘和我發成哥，都換上新衣服。讓我的那些弟弟妹妹，尤其是沒有乾淨衣服又不甚講究的弟弟和妹妹，都躲到了別的地方去。

　　到我家，把一床新的大紅被子拿出來，規規正正地疊在我大伯家的床頭上。

　　我二姐，把家裡的暖壺（開水瓶）燒好開水提到大伯家，放到正屋桌子上，還又洗出幾個乾淨而沒有破口的碗，擺在水瓶邊，以備女方來時倒水當作杯子用。

　　借來一個新的吃飯用的紅漆小桌放在屋中央，在那桌上擺了花生和核桃。

　　當然，最主角的是我發成哥，他穿了藍制服，理了小平頭，等著人家來相、來看他。也就在近午時候，女方由一中年婦女陪著入村了，羞羞答答，身材高挑，確實是個有模有樣的人，也有些蓮花的素潔和水靈。到著村頭時，我們都躲在遠處偷看她，有膽大的孩子，這時候會裝作路人朝著姑娘迎面走，到她面前後，還有意咳一下，有意讓她驚一下。她們就那樣在眾目睽睽之中入了村，進了大伯家。在到了那一堆準備蓋房的石堆面前時，我看見她們朝著那一堆石頭望了一會兒，似乎是確認一下那終究是一堆石頭，還不是三間瓦屋樣。

　　不知道我這個蓮娃嫂和我發成哥初見面時到底說了啥，到底她在我大伯家有何樣的感受和想法。總之說，在她吃過午飯離開後，傳回來的信息好像是，她不同意這門婚事。不是不同意我發成哥，而是不同意我大伯家的這個家。

　　嫌這家裡窮。

　　嫌這家裡人口多。

　　嫌那瓦房不是瓦房，而是一堆紅石頭。

　　那天女方走了後，我大伯到我家，和我父親、母親三個在屋裡坐了半晌兒。我幾次進出，都看見大伯臉上有著淺青和淡白，宛若他人生中的一樁大事，一開局沒有走好影響著他一家人的全盤命運般。就那麼悶坐了大半天，在我大伯離開時，他長長地歎口氣，說：「發成的婚事不順利，後邊孩子們的婚事怕就更難了。」

　　不知道大伯和我父親是如何商量的，第二天，我母親又翻山越嶺去了我蓮娃嫂子家。也不知母親到那村裡和女方一家說了啥，幾天後村裡集日時，蓮娃嫂的父親到我大伯家裡看了看，在大伯家房前屋後轉了轉，還親自用手丈量了大伯家周圍幾棵泡桐樹的粗細，最後在那一大堆準備蓋房的石堆前站了一會兒，一隻腳踏在一塊石頭上，一隻腳落在路邊上，想了想對他身邊我的大伯說：「這樹成材了。」

　　「蓋房子了做梁用，」大伯道，「房後那幾棵伐了做檁條。」

　　人家又盯著那一堆牆基石：「都是從河的那邊運來的？」

　　大伯「嗯」一下：「抽空要再去運幾車，把地基壘得高一些。」

　　人家忽然說：「婚事就這樣定下吧，不過我回去得再做做女娃的工作呢。」

　　大伯說：「新社會，婚姻自由，說到底，孩子們的事還是由孩子們去當家。」

　　今天看，蓮娃嫂嫁給我發成哥，無異于她在鄉村的婚姻股市上買了最好的一支原始績優股。那時候，發成哥十八九歲就是我們那兒聞名遐邇的刀瓦匠，而今是一個鄉村工程隊的所謂經理，也是所謂的包工頭，人好能力強，把家裡的日子過得星月滿天，紅光普照，人見人愛。可想到大伯三十幾年前為他們的婚事憂愁的那一刻，想到最後聽說對方同意了這門婚事時，大伯在我家滿臉燦爛著笑，問我母親說：「同意了？」

　　母親說：「人家一定要求等蓋起了房子再結婚，說結婚一定要進新的瓦屋裡。」

　　那當兒，大伯臉上的笑容淡了淡，像一個人正向前走著時，腳上被絆了一下子。然後，大伯不笑了。大伯對我母親點了一下頭，鄭鄭重重地道：「你就給人家回話吧，說我說過蓋房，就一定會把房子蓋起來。」

　　到今天，大伯已經離開人世三年了。也許他那鄭重的點頭和承諾，他即便活著也憶將不起有過那樣的人生情節和細節。因為他的前半生，甚至在他三分之二的生命裡，他每天都在努力兌現著他向生活的承諾與願言，並又向生活許就著新的願言和承諾。大伯是活在承諾中的人，又是為無法實現承諾而終生苦惱不安、充滿矛盾的人。

　　大伯的一生，多半生命其實是被他對生活與命運的承諾所煎熬和折磨。可也正因為為了承諾而活著，才顯出了他一個農民對卑微的生命認識的高貴和脫俗，顯出了大伯在那塊土地上，生命的痕跡在命運的路途上，要比別人留下的深刻並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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