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13)_閻連科

一三

　　我幹了六天放罐的輕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輕活，也讓給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幹了掄錘打釺的最重的活兒。在山上幹活，是一種「計時」，而非「計件」。計時，即每天干八個小時，為著一班，每一班有一塊六毛錢。為了能幹上十六個小時，一天勞作兩班，掙上三塊二毛錢，我和我哥去找工頭說了許多好話。我叔，還又去給那工頭送了兩盒香煙、一瓶白酒。就這樣，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雙班，十六個小時，經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廠裡去辦什麼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曠的山脈上，直到天下雨了，才會借著雨天，休息一下。

　　人生雖然苦寒，可每月領薪後往家寄錢的那一刻，從郵局出來望著天空和行人，還是感到了無限的愜意和溫暖，感到了自己已經是個大人，可以為父母和家庭盡下一份情意和責任。為此，還是會有著來自心底的甜蜜和自傲，尤其在接著家裡回信時，信上說寄的錢已經收到，那些錢剛好能讓家裡派上這樣那樣的用場時，自己就覺得自己有了頂天立地的命道和力量，也就感到世界的實在和具體。於是，愈發地想要幹活掙錢和去承擔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去父母肩上卸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這樣，也就更加渴望每天能在礦山上幹下十六個小時，而且是永無休止地幹下去。

　　最長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氣幹過四十一天，每天都是十六個小時，不洗臉，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來用濕毛巾在臉上象徵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為工廠裡既抓革命，又促生產，要大幹一百天，完成多少萬噸的水泥生產，支援哪裡的工程建設。所以，全廠上下，就都那麼日夜忙著，自自然然，也就給我提供了一個不用請客送禮、不用求人說好話，就能每天干上十六個小時的天賜良機。

　　我抓住了這個機遇。

　　在這機遇中，有一樁趣事。那樁趣事，關係到國家機密和台海關係。

　　那個時候，對於臺灣，大陸人知道的只有兩個內容：一是他們臺灣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二是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當然，因為我們要解放他們，他們又亡我之心不死，隨時都要反攻大陸，奪取我們的革命政權，所以，不知是真的還是假的，那時候的大陸到處盡皆，似乎都有潛藏的國民黨特務。於是，也就從我幼年記事伊始，耳朵裡總是聽到國民黨的特務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長時間，懷疑我們鄰居，懷疑某個老師和大街上穿著制服的行人，都是國民黨從臺灣派來的一個壞人特務。以至於少年時期，獨自走在村頭的田野，因為過分寂靜，能聽到自己腳步的後邊還有腳步的聲音，也就懷疑，身後有著來自臺灣的某個特務，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後，我快他快，我慢他慢，於是就猛地回頭，又只發現一片空曠在身後漫漫地鋪著堆著。

　　為了證明身後確實沒有特務，有時我會快走幾步，把身子閃在牆角或一棵樹後，然後把頭悄悄伸將出來，進行觀察瞭望，以待確認身後的確沒有特務的尾隨，才會繼續謹慎地走去。回憶那個年代的許多事情，就像回憶一部年代久遠的革命電影，有許多模糊，也有許多清晰；有許多場面宏大的歷史空曠，也有空曠中鮮明細節般的野花小草。總而言之，那是一個革命和激情充盈的年代，革命養育了激情，激情反轉過來，又燃燒著革命，以至於我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在新鄉郊野的山上，每天雙班，一次幹上十六個小時，整整四十一天，沒有下山，沒有歇息，除了珍惜來之不易的每天能幹十六個小時的機緣，別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顧。也就從此，忘記了一切，如同和整個世界完全隔絕了一樣。然就在這個隔絕之中，革命與「解放臺灣」這樣宏大的事情，會轉化成某個細節，呈現在我的眼前。

　　這是一天午時，我們正往罐車上裝著料石，工地上忽然停電，罐車不能運行，風鑽也不能旋轉，大家幾十個來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樣，在那年代求著生存的臨時工們，都躺在碎石渣上歇著睡著。也就這個時候，在我躺著將要睡著之時，我看到有兩個碩大的粉紅氣球，從天空中的高遠處朝著山裡的深處飄了過來。

　　望著那兩個氣球，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對氣球可能是臺灣的國民黨人放飛過來散發反革命傳單的反動工具。至於那來自臺灣的氣球，能否飛過臺灣海峽，海峽又在什麼地方，從海峽那邊的福建廈門，到我們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鄉地界，有多遠的千里之程，要經過幾個省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卻望著那對氣球，越來越信那是來自遙遠的、水深火熱的臺灣方向。為了證明我的懷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時，我做出要去廁所的樣子，離開了工地，離開了人群。

　　我朝著氣球飄去的方向，一口氣走了至少三十分鐘。從山頂到了荒無人煙的一條溝穀，直到確實相信，那氣球已經飄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時，才停下了我的腳步。可是，就在我轉身要走，要離開山谷回到山頂時，奇跡砰地一下，出現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邊的一個石頭縫裡看見了一樣東西。那東西如同書簽，四指寬窄，一拃長短，紙板光硬，印製精美，一面是一個美麗的少婦，亭亭玉立地穿著短裙，分開雙手，一邊各牽著兩個孩子。那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健康可愛，背著書包，拿著玩具；而他們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寬闊的大街，和街兩邊的高樓與路燈。就在這書簽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著一行藍字：

　　臺灣不計劃生育

　　在當時，我對「計劃生育」這個後來連農民都十分明瞭的詞語，還不是十分瞭解，只是隱隱覺得，這個詞語與生孩子有些關係。而那個年代，我們鄉村也同樣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只是中國的某些城市，開始有了這樣的號召。所以，對計劃不計劃生育，我並不十分感興趣。而只是覺得，撿了這張卡片，證明了我對那兩個氣球是來自臺灣反動派的一種判斷；只是覺得，臺灣人雖然反動，可他們大街上的亮麗和人的神情，卻是越出了我的所見和想像；還有對照片上母子們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羡慕。

　　山谷中空曠無人。我拿著那張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張卡片藏在雨淋不到，別人也不能發現的一條石縫裡。雖然之後我沒敢再去石縫裡看那張卡片，卻已經在心底裡藏下了一個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臺灣人可能比我們生活要好，而我們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個對於社會、革命和世界朦朧的懷疑，讓我想起了我那沒有寫完的長篇小說，因為在那個虛構的故事裡，充滿著階級鬥爭，也有著一個來自臺灣特務的醜惡形象。

　　我又開始寫起了我的那部長篇。

　　因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結婚去了，給我留下了獨佔一屋的空間。可在某天動筆的時候，方才猛地發現，因為每天在山上搬石頭掄錘，往車上鏟裝石渣，鐵鎬的把兒和我縫了幾層補丁的褲腿，時時擠壓著我握鐵鍬把兒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頭，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如同樹枝一樣乾枯彎曲，讓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握那細滑的鋼筆。發現手指無法握筆的時候，望著幹硬的指頭，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覺得坦然。試著用左手握筆，卻又依然不能寫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著，生硬地在紙上寫著，直到可以把字寫得有些像字了為止。

　　就這樣，在每天不幹十六個小時，而只上一班八個小時的時候，我都會關起門來，寫上幾頁、幾個小時的所謂小說。這個時候的寫作，已經不太寄希望於以它的出版來改變我的命運，讓我逃離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覺得，現實讓人感到生存的絕望，在寫作中，能讓人覺出有個新的世界的存在。

　　也就如此，上班、寫作，寫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寫，上夜班了白天寫。以為一切都將過去時，因為工地上忽然走了幾個來自他省的工人，我又有機會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十六個小時，一干半月時，世界轟然而悄然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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