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2)_閻連科

二

　　我總是把這兩句話聯繫起來想，將前一句話理解為父親讓我出去到世界上闖蕩和奮鬥，將後一句話理解為闖蕩累了就回家吃飯、歇息和補養。如同相信一間房子最後會繁衍成為一片村莊般，我相信樹會結果子，果子會腐爛、死亡或者生成新果樹。這個一切都是那個一切的重複和重演。無論是你一生都守在一塊土地上，還是你必須離開土地闖到哪兒去，命定的事情是不能抗違的。我們所能改變的，都是在命定範圍內，一如一切的成敗都必須在生死輪回中。

　　我從不去想超越命定的事。接受命定是我唯一應對世界的方法和主張。父親讓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我就為這個「出息」開始勤奮和努力。米切爾把另外一個世界給我了，我就在那另外一個世界裡思摸和觸碰，寫作和讀書，掙稿費和立事業，然後累了就回到那個村落和土地上，同母親、哥哥、姐姐們說說話，為鄰居、村人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後息緩過來了，就從那個村落再往遠處走，到累了再回那個村裡、家裡歇幾天。我相信，徘徊在村落和遠途的來回間，是上天給我安排好的行程和反復，如同公共汽車總是在一條線路上往復一模樣。

　　我知道我被世俗所束縛，但我從沒有能力一味地對抗命運和命定。

　　我知道我一生的努力中，都伴隨著狹隘、奴性和無力，可也很少回家歇息後就不再出門去遠行，哪怕一生都如公共汽車往復在別人安排好的線路上。

　　一九八五年，我的兒子出生後，母親從鄉村家裡到古城開封為我帶孩子。剛好那年我的第一個中篇發表在今已停刊的《昆侖》雜誌上，不到四萬字，有著近八百元的巨額稿酬。為這八百元，我們全家喜得如又超生了一個孩子般；為慶賀這稿酬，一家人走進餐館狠狠吃了一頓飯，還又買了一台十八英寸的電視機。自一九七九年發表第一個短篇起，到一九八五年發表第一個中篇止，六年的努力和辛勞，我和妻子都知道其中的苦甘和酸辛。而母親，則拿著那厚厚的一本雜誌並翻著屬於我的二十來頁的鉛字說：「寫這麼一點兒就掙八百塊錢啊，這比農民種地強多了——這樣看，你可以一輩子就把這事做下去！」

　　我也覺得這確實比農民種地強得多，不需風雨，有名有利，異常值得一輩子終生不渝地做下去，而且父親讓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母親又讓我終生寫下去，我哪有停止讀書和寫作的來自家和土地上的理由呢。那麼也就接著讀，接著寫。在後來中國文學的黃金歲月裡，由我編劇的正能量的連續劇，連續三年都播在中央一套的黃金時間段，那稿費比小說來得快得多，也多得多，於是每月我都給母親寄去她認為每天吃頓肉也花不完的錢，過著每年春節鎮長乃至縣長和縣委書記都會到家裡拜年的風光好日子，使得我們整個村的人，都以為我離開村莊真的出息了，有了名聲了，連縣長都到我家坐坐並請我吃飯了。

　　這樣兒，如一間房子不僅變成了一個村，而且轉眼又成了一座城市樣，那些年月我家的精神和風光，真是酷冬過後的春日般，連房檐和樹枝上麻雀的叫聲都和人家不一樣。可事情到了一九九四年，我還如往日一樣寫作著，卻因為一部中篇的麻煩和糾纏，使我在部隊寫了半年檢討書，加之常年寫作，日日枯坐，夜夜握筆，最後鬧到腰病、頸椎病同時發作，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連吃飯也得要人端著送到手裡邊。

　　這期間，母親、哥哥、姐姐都從家裡趕到部隊去看我，見我不能走坐還躺在一家殘聯工廠為我特製的活動架子下，身子敞開，頭面朝天，懸著胳膊在半空的活動板上寫作時，母親便又說：「你為寫作瘋了嗎？要把一個好人寫成壞人、殘人嗎？」哥哥則看著那躺椅和架板評論道：「何苦呢……好好活著比你寫東西重要得多！」而我的姐姐們，則都說了一模一樣的話：「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了，你用不著這樣躺著還天天寫讓人不喜歡的東西呀。」

　　然後是一家人的沉默和無言，一家人勸我要麼不要寫，要麼實在想寫了，就寫他人喜歡的——比如還寫中央台播的電視連續劇。今天回憶那時他們說的話，我理解那不僅僅是他們說的話，而是一個村落和一片土地的聲音和靈悟，是我命運走向岔道後，扳道工的體悟和糾正。而那時，我不能理解來自土地的聲音和精神，只是為了讓他們放心回家去，就一連連地點著頭，如寫作檢討般的認真和虔誠，直到他們都離開北京，回到了只屬於他們的土地上，我又開始躺在殘聯為我特製的椅架下，繼續寫作《日光流年》那本書。直到《日光流年》後，寫了《堅硬如水》和《受活》，並因為寫了《受活》而轉業，因為轉業又精神放鬆寫了另外兩本更令人惱火的小說後，我們縣的一個領導在那年春節時，通過電話對我正式宣佈說：

　　「我說連科呀，現在我對你說句實話吧——你其實是我們縣最不受歡迎的人！」

　　聽了這句話，我轟隆一下頓悟到，我和那塊土地的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和變故，就像一頭耕牛在不知不覺間脫韁，重重踩在了每天侍奉它的把式身上一樣，他們已經覺得我不是那塊土地的兒子了。

　　他們認為那塊土地的兒子不該是我這樣子。

　　當我得知我是那塊土地上最不受歡迎的人，我有三天都待在家裡沒出門。我不覺得這是一句可笑的話，也不覺得是一個人的酒後之亂言。它是那塊土地上的正強音，是那塊土地的態度和立場。這個時候我開始思忖我的寫作和我與那塊土地之關係。我發現那塊土地完全可以沒有我，而我卻不能沒有那塊土地和村落。沒有我，那塊土地依然會遵循著它已有的秩序和軌跡，日出日落，歲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麼樣，千年之後還是什麼樣。而我若沒有那塊土地，我就不再是我了；沒有那村落，我就什麼也不是了。我思忖，我可能是從那塊土地上出來走得過遠並忘了土地顏色的人。我在那塊土地吃了、喝了並帶走許多食物和用品，可以在很長時間裡不回頭地朝前走，這樣就走得過遠了，差一點兒忘了自己家在哪兒了；忘了我出生在哪兒、成長在哪兒了；遠行得連那塊土地上的親人都不以為我和那塊土地有著牽連和割不斷的扯拽了。

　　我需要重新回到那塊土地上。

　　真的是那塊土地可以沒有我，但我不能沒有那塊土地。如此在那之後的幾年裡，我不斷地回家、回家、再回家，把寫作《我與父輩》和別的，當成一種贖罪和懺悔，讓自己所有的情感都重新歸位到那塊土地上，回到父母、叔伯、鄰人和那兒的樹木、黃土上，直到自己覺得又是那塊土地的兒子了，覺得應該沒人會把我從那塊土地上再次甩開拋離了，才覺得我可以如父親說的那樣重新上路遠行了，可以為某種寫作的理願繼續努力了。然在我要繼續寫作時，我才發現我的思維已經成為碎石鋪就的鐵軌般，換道和更向，幾乎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母親說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我只能要麼不去做，要做了只能那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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