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3)_閻連科

三

　　這時候的問題不僅是我寫了什麼或者沒有寫什麼，更直接的問題是，在寫作期間我遇到了千家萬戶也都遇到的事——新買的房子要讓位給一條新修的路，新寫的書寄往所有的出版社和雜誌社，回話都是一聲「對不起」，加之那兩年，二〇一一年和二〇一二年，腰病重到三天兩頭跑醫院，頸椎只要舉頭就需要一個醫療頸托把脖子硬生生地撐起來。人真是灰到烏雲凝固一模樣，生活和生命，最得體恰切的說辭是，不死也不活。

　　真的累極了。

　　有時果真想到了死。

　　想到若死了家人的一片哭聲和家人外的一片暗笑和竊喜，也就覺得還是堅決、堅決地活著好。然後就遵著父親臨終前的言外之囑託，在二〇一二年春節回到家裡過年去，準備著任憑家人和那塊土地的奚落、批評和謾駡。然而那一年，一家人的春節卻過得意外的平靜和溫馨。去走親戚時，越過河水的流淌聲，如我少年時在田野狂唱的歌聲一模樣；和母親、哥嫂、姐姐們，一同看著《還珠格格》連續劇，吃著春節的餃子和炒菜，直到過了大年初五離開家，那塊土地和家人，都沒有對我和寫作說出一句品評的話。然終於年是過去了，該再次離家走去了，到這時哥哥才溫和地帶著一種苦笑哀求一般說：「你可以寫點兒別的東西嘛！你可以寫點兒別的東西嘛！」到我開車走上要回北京的高速公路口，去送我的外甥才替他外婆喃喃道：「舅——我外婆讓我替她交代你，說人不寫東西也可以過日子，你沒必要吊死在寫作這棵老樹上……」

　　我真的是要吊死在寫作這棵老樹上。

　　我知道我背離著父母、哥嫂、姐姐和村人們的初願走得太久、太遠了，就像少年出逃的一個野孩子，雖在夢中經常回到生他養他的家和村落裡，可他到了年過半百、歲至花甲，因為精疲力竭要返回故里補給和養老時，他找不到他的家在哪兒了，找不到生他養他的村莊和土地到底在哪兒了。不是家和土地丟棄了他，是因為他走得過久、過遠弄丟了家。這一如一個年少洗禮而為信徒的人，因為一直外出沒有碰到教堂或清真寺，也很少踏進廟宇和道觀，雖心裡總是有神並日日時時敬著神，可歲月讓他忘了廟或教堂是什麼樣，回家時他心裡有神也認不出教堂和廟的那種建築了。

　　不是教堂把信徒棄絕了，而是信徒把教堂弄丟了。

　　談論故鄉是很輕淡的一件事，哪怕可以說出有家不能回的故鄉才是故鄉。我有家。我家所在的故鄉從來沒有棄絕我，每次回去幾乎所有人都一臉粲然迎著我，甚或他們都以我為驕傲。可是我，從來不願也不敢讓他們知道我用筆在每天做什麼。我是那塊土地的內奸和逆子。他們之所以在我每次回去時都還對我笑，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那塊土地的出賣者。

　　我聽說，抗日戰爭時，在東北的一個村屯裡，曾經有一個漢奸靠出賣親人好極地活著並過著好日子。據說他每次以生意和趕集的名義，到城裡給日本人遞送情報後，回來都帶回許多當時難買的小件商品分給村人、鄰人們。村人、鄰人們，也都把這漢奸當成村屯和東北土地上最好、最善良的人，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他被槍斃後，土地和村屯裡的人，都還不相信他是一個奸人、逆子和出賣黑土地的人。

　　我常想，在我的故鄉、土地、親人裡，我是不是也是那個靠出賣土地而獲取了名利並把日子過得不錯的人？以至於自己把家和土地都賣盡、弄丟了，那塊土地和家，總還敞開著大門等我回家去。這仿佛一輛出門去接送兒子回家的車，車都被那個兒子賣掉了，那開車的人還在四處尋找著他要接回家的人。實在地說，我每年都回家。每年都回家很多次。我回家我所有親人、鄰人、村人都知道我回了家，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沒有真正如早年一樣回到家。我人是回到了那塊土地上，但我的魂靈卻隱隱遠遠飄在那隅村落的田間和上空。我不願讓村人、鄰人知道我在外面都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寫了什麼書，就像那個東北屯村的賊奸不願讓村人知道他在城裡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

　　所以說，這些年我回家面對母親、兄嫂和所有的親人，不僅總是溫順沉默，且多還面帶微笑而沉默，總是不斷地為了點頭而點頭。無論別人說什麼，我都裝出一副虔誠聆聽的樣子。然而我知道，我和那塊土地已經隔著一堵被我豎起並只有我能看見的牆。這堵隱牆的存在不是他們的錯，是我成了他們的逆子、賊盜和奸細，也才有了這面極其堵人、堵心的牆。我總是在執拗地做著不該做的事。在一條逆行的路道上，我走得過遠或太遠，以至於我再也沒有能力真正返回到那個村落和土地去，且我也知道我的家人、村落還都必須要生活、生存在那塊永遠不動、永遠不變的土地上，而我可能會在已經過遠、太遠的路上繼續走下去。

　　世界是不變的，物事也是不變的。在我以為世界和物事都是永恆不變時，世界和物事其實也在悄然變化著。就在不久前，我又為了歇息、補養回到了父親說的「回來了……吃飯去吧……」的那個村落和那個家，一家人吃了晚飯都在悶熱中，因為沉默像霾黑一樣壓在屋子裡，父親的遺像又總在桌上盯著我們看，於是母親、哥嫂和姐姐們，就都始終不說話，都低頭看著眼前的腳地和每個人的鞋尖。就這時，時間也許僅僅過了幾秒、幾十秒，也許轉瞬就過去了一年、兩年、上百年，為了爭取從這時間的束縛中間掙出來，哥哥首先開口說了話。

　　哥哥問我道：「連科，你今年都已六十歲了吧？」

　　我驚了一下笑笑說：「從當兵離家算起來，我已走了四十年。」

　　然後大家就都驚著了。

　　沒人敢相信我已經遠行外出了四十年，如同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已花甲六十歲。大家都被這「四十」和「六十」擊中了，仿佛被突如其來的棍子擊中了頭顱又不敢相信這突來的襲擊和災難，可從歲月的裂隙流出來的血，又在說明、證明著這一切，到終於再用沉默來認同了歲月和時間後，哥哥又如父親一樣用囑託的語氣對我說：

　　「你都六十了，讀了不少書，以後你在外面想做啥你就做些啥吧。」

　　母親說：「我已經八十五歲了，你在外面寫啥都行，只要注意身體，只要每年都回來看看我和這個家。」

　　然後……然後呢，忽然我一身輕鬆，又無言語，仿佛真正久別的人重逢一定無言樣。仿佛一個教堂的建築認出了行遠歸來的信徒後，用一磚一瓦、一木一檁和牆上的一物與一畫，把它的兒女擁抱在懷裡，且不讓它的兒女走進懺室去，只讓他坐在教堂最中央的位置上，歇息、平靜、思考和呢喃，並且對那信徒說，如果你要繼續朝外走，想要走更遠，那這教堂願意起腳永遠跟在你後邊，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你把家給走丟了。這樣無論你去哪兒，走多遠，你家和你家的土地永遠都在你的腳下和腳後邊。

　　二〇一八年十月五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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