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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營房近百個院落基本是一個模樣，要是你忘了門牌號走錯了門，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門，就是找到了，站在院裡你也會奇怪，這是我們家嗎？ 　　舅舅家有股不好聞的餿臭之氣，氣息的來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補活的重要工具之一。「補花」是朝陽門外婦女們的手工專項，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來源。女人們到領活處領來彩布，按照貼在布上的紙樣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頭的撥針將毛邊窩進去，再將一個個花瓣組成花朵，將葉子和葉梗連接起來，然後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葉子組合在布料上，縫紉成床單、桌布各樣布藝品。舅母一天可以撥幾張彩布，但跟母親比，還是不行，母親在未嫁之前就是靠這個養活著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說我母親是快手，一天能撥六個大子兒，六個大子兒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六毛錢，那時候一個大子兒能買一斤棒子麵。但是我跟母親回她的娘家，卻從沒見母親拿起過撥針，也從沒見她靠近過那些枝葉，其實那時的母親已經很清楚，很認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學者的太太，得隨時保持著「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下就下不來了。 　　鈕祜祿外祖母自小長在南營房，一雙大腳，一口京片子，所以母親也如南營房的丫頭們一樣，有著旗人姑奶奶的性情，麻利潑辣，敢做敢當。母親跟他的兄弟陳錫元是同母異父的姐弟，他們的兩個父親都姓陳，都是山東人。我的第一個外祖父是山東文登人，光緒年間來到北京，大概是沒什麼根底，來了沒兩年，就入贅在南營房我的外祖母家。後來做買賣有了點兒錢，在東安市場弄了間門面，專賣核桃、大棗、柿餅之類的乾貨，也賣北京的果脯蜜餞，這些東西擱得住，不怕壞，很少賠錢。 　　那時候的東安市場不像現在，都是高樓大廈，高級得幾乎賣不出什麼東西。光緒時代的東安市場是一片地攤，地攤的範圍東到現在的美術學院，南至同陞和鞋店，北到金魚胡同，西臨王府井大街，經營方式像現在的無序早市，亂哄哄地擠塞成一片。小攤上賣什麼的都有，梳子、篦子、綁腿帶，辮穗、旱煙、假首飾……想要什麼就能在這兒找到什麼。 　　東華門是清朝文武百官每天上朝的必經之路，官員們見天兒要費力穿越自由市場，既有礙觀瞻，又不方便，後經住在金魚胡同的尚書那桐上奏皇帝，光緒二十九年才劃出了東安市場的範疇。有了市場就算有了組織，我那位文登的外祖父因為正直幹練，被推舉為東安市場商會的會長。現在一提「商會會長」一準是個腰纏萬貫的老闆，是個和政界密不可分的偉大人物，可那時的會長，照舊是每天從王府井走到朝陽門，回家吃窩頭啃鹹菜的普通買賣人。 　　那年，我的母親七歲，七歲的母親在她生日那天命運發生了變化。 　　跟袁世凱有關，袁世凱當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為了不南下，不離開他的北方老根據地，指使部下曹錕在城裡發動了兵變，2月29號在北京鬧騰起來。曹錕駐帥府園的炮兵和駐祿米倉的步兵，跑步直奔王府井，在東安市場挨戶搶劫。搶完之後兵們又從市場西門順義齋煤油鋪提出兩大桶煤油，潑在東安電影院的木牆上，放起了大火。大火將東安市場燃成一片火海，沒有一家商販得以逃脫。據說，大火過後，狼藉一片，整個市場找不出一件整裝東西。 　　火燒起來的時候，外祖父並沒在現場，那天他正在家和女兒一塊兒吃打鹵麵，吃面的還有店裡的夥計劉德貴，劉德貴從京莊雜貨攤上給母親買了副銀手鐲，還沒給母親套上，就聽到了東安市場著火的消息，兩個人撒腿就往火場跑，誰也沒想到，這一跑，竟然跑得沒了蹤影。 　　外祖父自離開家再也沒有回來，還有他的夥計劉德貴，外祖父他們就這樣消失了。母親知道她的父親姓陳，山東文登人。前幾年，我查找過東安市場的史料，查到了那場人為的大火，卻查不到山東籍的陳姓會長。我也曾托山東的文學朋友到文登縣探尋，亦無下文。 　　外祖父的下落至今是個謎。 　　外祖母帶著母親再嫁，再嫁的還是山東人，依舊姓陳，繼外祖父是個教私塾的先生，胖，愛喝酒，對母親不好，母親很討厭他。再婚後的外祖母一直沒有生養，直到過了好幾年，母親的異父兄弟陳錫元才出生。我和母親到東嶽廟燒香，母親不止一次地指著送子娘娘案前抬香爐的童兒對我說，你看他像不像你舅舅？ 　　送子娘娘跟前那個童兒傻呵呵的，齜著牙，不知是哭還是笑。光光的禿腦袋上梳兩個髽鬏，除了富態，別的跟我舅舅沾不上邊。母親說，外祖母在娘娘跟前燒香求子，香灰正掉在童兒的光腦袋上，老太太心一動，忙用手胡擼著童兒的腦袋說，小子，燙了你吧？ 　　誰想，竟然把這個童兒給招來了，轉過年，外祖母就給母親產下一個弟弟，誰都知道，她這個兄弟是送子娘娘案前端香爐的童兒。 　　三 　　母親長得美，這是老天爺的賜予。我沒見過那位失蹤了的山東外祖父，或許母親的長相隨他也未可知。我常常驚奇，小家出身的母親，何以能有如此精緻的相貌？母親一生所生三個女兒，其中兩個都像她，只有我和父親接近，這讓我覺得遺憾，倘若我有母親的相貌，父親的才華，那將何等了得！姐姐們說，天下的精彩哪能都給了你，老天爺右手給你一塊金子，左手就會剜去你一塊肉！ 　　母親的美麗是美在她的頭髮上，她那一頭濃濃的頭髮，讓當今任何一個秀髮模特廣告都無法與之相比。母親告訴我，她做姑娘的時候梳一條長辮子，辮根紮著紅頭繩，辮子粗得一把攥不過來，一直垂到腳後跟。因辮子粗而長，礙事，母親不得不把辮子一圈一圈盤在頭上，如同頂了個大盤子。這種髮式讓母親在南營房有了個小名，叫「盤兒」。 　　南營房的街坊們都知道盤兒，都喜歡盤兒，她是那兒大眾的閨女。母親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梳著髮髻的，別人，比如劉媽的髮髻裡面都藏著假髮，母親卻沒有，她用的全是自己的真頭髮。母親的髮髻上不戴首飾，夏天是兩枝院裡的白玉簪棒，春天是一簇紫丁香，兩朵紅石榴，只有正月過年的時候母親才戴花，是一朵精緻的紅絨花。紅絨花是老北京的特產，以東安市場出售的最為地道，一根栽著紅絨的鐵絲，盤成了各式花樣，精緻、喜慶、溫馨、親切，可惜，北京的紅絨花現在已成絕品，六十年代以後再沒見過。母親死後，我為她梳理頭髮，彼時她已改變了髮式，變做了半邊有發，半邊光禿的陰陽頭。梳理有發的半邊，我發現母親雖然有了一把年紀，那烏黑濃密的頭髮，竟無一根雜色，在燈下閃爍著光澤，至死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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