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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今天,朝陽門外南營房已無人提及,作為一個歷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記錄中,南營房的消失不過是這十幾年的事情,假如宇宙有支點,讓我們跳離時間的長河,遠遠地觀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滾滾塵囂中,存在在這裡的一片片整齊劃一的平房和演繹在其中的貧窮市民的酸澀故事。

  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南營房是清代留下的正白旗兵營,位於日壇的西北部,過去每年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過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鈕祜祿氏,世代居住在南營房,清朝時候,哪個旗住在北京哪一塊地方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挪動,所以鈕祜祿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陽門外,她那些鈕祜祿的親戚們,也都分散住在東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親除了一幫窮困的表親之外,再沒別的交往,直到母親去世,我也沒搞清鈕祜祿那些龐雜的親戚們。隨著旗兵的衰落,南營房逐漸淪為窮雜之地,所住人物有旗兵後代,還有做小買賣的,唱大鼓的,撿破爛的,以及妓女和盜墓賊,多是窮苦人物。

  以我母親所住的四甲而論,有賣炸開花豆的老紀,賣炸素丸子的老安,戲園子掃堂的劉大大,澡堂修腳的白師傅,收舊貨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門,各有特色。與南營房相對的是北營房,北營房幾乎沒有什麼房屋,大概是兵們的操練場。沒有房屋就沒有住戶,北營房北邊是大糞場,北京東城住戶的糞便由掏糞的掏了,大都集中在東直門外和北營房,在這裡晾曬發酵再出售。別小瞧這糞場,所得的利潤卻是不低,完全由糞霸控制,別人不得插手。北營房一年四季永遠是臭氣熏天,只要一刮北風,南營房便籠罩在一片臭氣之中。

  出朝陽門不到一站地,往南是壇口,壇口是日壇入口的意思,壇口有條南北方向的街,叫景升街,在十字交叉處分為景升東街和景升西街,景升街是市場的雲集之處,熱鬧程度可以和天橋媲美。幼時我是這裡的常客,跟著母親回娘家,一多半是沖著這熱鬧來的。這裡有說相聲的,耍狗熊的,說評書的,拉洋片的,賣針頭線腦,也賣各種小吃,小吃以回回豆汁黑的豆汁和切糕張的切糕最為有名。三甲拐角有個叫井大姨兒的,專賣炸疙渣,蘸著蒜湯醬油,外焦裡嫩,咬一口能把人香一個跟頭。

  市場中間有個「蟲子鋪」,就是賣打蟲子藥的。那時候,好像人人肚裡都有蛔蟲、絛蟲什麼的,賣蟲子藥的買賣就很興旺。現在沒聽說誰肚裡有蟲了,我們吃的菜都使用了殺蟲劑,殺蟲劑殺了小白菜上的蟲子,也殺了人肚裡的蟲子。現如今的人,畏殺蟲劑比畏砒霜更甚,為買到不使用殺蟲劑的菜,花大價錢也願意。那時候,我最怕的就是過市場的「蟲子鋪」,「蟲子鋪」門口擺了張鋪著紅布的桌子,桌上陳列著兩個大玻璃瓶子,瓶子裡用藥水泡著許許多多從人體裡打下來的蟲子,蛔蟲和蛔蟲在一起,絛蟲和絛蟲在一起,蟲子們都是淡粉色的,互相纏繞扭曲著,看著讓人噁心。我知道,那些蟲子裡面也有我們家老五的一條,母親說我們家老五一度變得面黃肌瘦,無端地愛發火,母親跟「蟲子鋪」掌櫃的一說,掌櫃的就給包了包藥,母親回家把藥烙在發麵餅裡,專給老五吃,老五吃獨食,自然很得意,結果拉了一臉盆扁蟲子。

  母親這舉動很有「下毒」意味,我後來看過許多文學作品,投毒者都是用這種方式下毒的,用餅下毒,不知是母親從文學裡學的還是文學向母親學的,反正可憐的是我們家老五,據說拉蟲子的時候肚子疼得滿地滾,自己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像有人被害死了到底還不知道是怎麼死的。母親把老五拉的蟲子兜到「蟲子鋪」,掌櫃的認真檢查了,看蟲子腦袋打下來沒有,若沒有打下來還得再吃藥。老五還算幸運,拉了一條全須全尾的絛蟲,沒再受二茬罪……我每回從蟲子們跟前過,都低著腦袋快走,如果那時嘴裡還啃著糖葫蘆什麼的,也一定屏住氣息,不再咀嚼。偏偏的,母親和「蟲子鋪」的掌櫃有交情,住斜對門,一到那兒母親就要停下來跟他說一會兒話。

  他們說來說去,就會從桌子上的蟲子說到我肚裡的蟲子,仿佛我肚裡蟲子的數量絕不會比瓶子裡的少。末了,掌櫃的就像治老五那樣,也送我一包打蟲子藥,說我要不吃他的藥,肚裡的蟲子就會把我吃了。「蟲子鋪」掌櫃的打蟲藥無外兩種,「寶塔糖」和「山道年」。「寶塔糖」是個三角形的小糖堆兒,不難吃,是專給小孩子準備的。「山道年」是小白片,看著不起眼卻厲害,吃了肚子擰著疼,大蟲子一條一條往下拉,都是活著的,那感覺頗為恐怖。「蟲子鋪」是壇口市場留給我的最不美好的記憶,跟它對面拔牙的地攤,大木頭盒子堆積的拔下來的各種牙一樣讓人不愉快。

  四甲北口有個戲園子,叫「群眾劇場」,離舅舅家近,不到二十米。「群眾劇場」很群眾,很平民,它沒有「吉祥」、「廣和樓」那樣壓人的氣勢和嚴肅,有的是隨和與親切。比如我看《天河配》看到一半,回舅舅家喝幾口白開水,吃一個「驢打滾」,回來可以照舊坐下看,也沒人管,這擱其他地方可能不行。劇場最早是個戲棚,後來加了坐椅和新式舞臺,搞得很像個樣子了。這裡一般以演評戲為主,我所接觸的極其有限的評劇基本是來自「群眾劇場」,在這兒經常演出的演員一個叫鮮靈芝,一個叫吳佩霞,都是坤角,長得很漂亮,每回來演戲都坐著專用的三輪車,用毯子蓋著腿,嘴唇抹得鮮紅鮮紅的。我看過她們演《秦香蓮》、《大劈棺》、《小女婿》什麼的。還記得秦香蓮見了皇姑的唱詞,「她好比三春牡丹鮮又豔,我好比雪裡的梅花受盡了霜寒」,甚是悲切淒慘。

  父親管評劇叫「落子」,他說他不喜歡落子,喜歡京劇。我說我也喜歡京劇,說這話其實是討好,為的是父親能多帶我去看戲。其實我從心底是喜歡評劇的,評劇通俗易懂,更接近老百姓,比如「天黑了」,就唱「鳥入林,雞上窩,黑了天」。擱京劇就得跟人繞圈子了,說什麼「海島冰輪初轉騰,見玉兔又早東升」,不知道「冰輪」和「玉兔」是什麼的,早就被繞糊塗了。京劇「天黑了」唱半天也不說「天黑了」,故意賣弄文字,以示學問。跟父親談此看法,父親說評戲是小戲,戲詞淺顯直白,不登大雅之堂,缺少藝術的含蓄。

  母親也愛聽評劇,我們都喜歡「淺顯直白」。我們共同喜好的曲目是《小老媽兒》,「小老媽兒在上房灑掃塵土,掃完了東房掃西房……」我在群眾劇場還看過《馬寡婦開店》,裡面的小寡婦可憐又可愛,拍著一個小布人兒在台上邊走邊唱,「你好半天沒吃到媽媽的乳哇」,為什麼沒給孩子吃奶呢,是因為跟住店的小白臉調情去了。回到家我拍著我的小布人兒也唱,「你好半天沒吃到媽媽的乳哇」,我的七哥,就是我們家的老七,從後頭給了我一脖拐。這齣戲解放後曾經被禁演,原因是「內容不健康」。

  南營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南北向五條胡同,每條胡同近400米長,從高處往下看,如同一個整齊的棋盤。母親家院門坐東朝西,小小的木門,沒有油漆也沒有門環,兩層臺階破爛得只可墊腳,門檻全被磨圓了,當中成了一個凹,可見是曾經經歷了千百萬個旗兵的踩踏。對著街門內裡是個白影壁,小得可憐,影壁頂上用瓦碼出了一條花邊,算是裝飾,影壁前頭種了幾棵水蔥,傻綠傻綠地戳在綠瓦盆裡。院內五間北房五間南房相對而立,每兩間一組,多出來的是堆房和茅房。

  這些房間低矮,窗戶狹小,北房內順西牆一條大炕,占了幾乎一間屋的位置。其他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分被我舅舅拆了,它們太占地方。院裡的南房已經坍塌殆盡,成了一片瓦礫,瓦礫中偶爾會鑽出一兩隻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們豢養的寵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賣錢,他們的學費基本都是來自於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說兔子不叫喚,看著溫文爾雅,其實蔫壞,性情太冷,滿院打洞,他一見兔子就踢,兔子一見他就跑。這輩子跟兔結了仇,很大原因是我父親也屬兔。

  小院唯一可以欣賞的就是東牆下的一棵棗樹,嚴格說,它隔了一道牆,應該是屬￿五甲院裡的樹,可它卻很不知趣地把枝丫全探到了這邊院裡,我從未見過那棵棗樹結棗,倒見過那些樹的枝杈上爬滿了「洋拉子」。「洋拉子」是北京孩子們最怕的一種蟲子,渾身硬毛,色彩猙獰,那毛要是碰到皮膚上,一片紅腫,又疼又癢,讓你哭都哭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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