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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曉初說，寫信的人對事情瞭解得這麼詳細，連最近你的動向都偵察得一清二楚，可見下了工夫，你是不是得罪了誰呢？龔曉初一定以為於蓮舫會發一通牢騷，罵一通人，孰料於蓮舫把信扔到一邊，淡淡地說了一句：隨它去吧。曉初還有些不放心，她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珍妮說，你不往心裡去就好，咱們都知道，你不是那種水性楊花的人，你這樣做有你的道理。這一句話說得於蓮舫差點掉下淚來，她說，曉初，有機會我跟你細說。曉初說不必，她讓於蓮舫吃兩片安定，好好睡一覺，明天一切就都過去了，正如任楠說的，沒什麼大不了的。 　　珍妮將獨身證明放在床頭，踱過來對她們說，就目前來說，光緒究竟是毒死的還是病死的已不是她研究課題的中心，現在她思考的是從光緒與慈禧的死亡來看中國人深層內核的問題。 　　珍妮這番話使於蓮舫和龔曉初都感到突兀，她們不知道珍妮要說什麼。珍妮不管她們的驚奇，繼續說道，一種民族行為規範的深層內核是該民族的價值系統，與我們美國的理想人格——「智者」不同。你們的儒家文化造就了另一種人格理想，這就是「正人君子」。在你們柳宗元筆下，標準的正人君子形象是「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後來你們的光緒，更是儒得厲害了。男人，特別是中國男人，視「正人君子」為行為道德規範，將外表的面子看成悠悠萬事，唯此唯大。 　　但內在之我與外界的面子往往矛盾，就產生人格斷裂，在高談「君子之腹」時卻做著小動作，將對方推人難堪之境，細細把玩別人的、痛苦與不幸，以這種虐待別人和自虐的心理支撐著自己的面子和「正人君子」們高質量的內心平衡。光緒何嘗不是這樣？慈禧何嘗不是這樣？寫信的這個人何嘗又不是這樣？從另一方面看，「好名聲」是你們中國的一種社會能力。一個人有「好名聲」作為一種客觀背景就能受到提拔，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 　　為了這個「名聲」，男人們總處於守勢的、被動的地位，這就使得在兩性關係中充當主動進攻角色的男人，中國的男人，多少帶有消極、回避的態度。那三個孩子的父親就是最好說明。中國女人的「忍」堪稱世界一絕，忍的本身是痛苦的，女人以成全男人為「正人君子」，為「好名聲」的忍竟能夠成為一種美，一種傳統，這是我們不能理解的。在我們美國，在西方，理想的偉男人，也就是說最高人倫典範的男人，他們在充分扮演著社會角色的同時也在充分扮演著男人的角色。 　　每一個偉人都背負著一個驚心動魄的愛情故事，他們時刻在證明，一個優秀的人，必然也是一個優秀的男人。而中國，一談及男女之情便讓人與不潔、晦暗連在一起，愛是偷偷摸摸地愛，是假模假式地愛，是口是心非地愛。中國男人缺乏向世界宣稱「愛」的勇氣。比如說，我們讀普希金、海涅、裴多菲的詩，他們的愛溢於字裡行間，讀懂了詩也就讀懂了他們的愛情。但是再看看你們的杜甫、李白、辛棄疾的詩，反復翻找也看不到他們愛情生活的真相。 　　正如那個倒黴的光緒，他把自己嚴嚴實實地包起來了，他熾熱的情感內核在社會壓力下已經變得石塊一樣僵硬冰冷。可悲的是這種冷卻在中國男人身上成了一種病態和惡性循環，一直演義到今天，演義到現在，演義到龔家家族內部。也就是說，你們所憧憬的，卻是我們不屑一顧的；你們所回避的，卻是我們刻意追求的。中國的女人活得累，中國的男人活得不僅累，還假。 　　于蓮舫和龔曉初第一次聽到珍妮，一個外國女人對中國男人和女人做這樣詳細的剖析，對錯與否，畢竟是一家之言，只是珍妮的個人觀點。兩人聽後都有點兒懵，曉初說任大偉不是這樣子的，他很愛我。于蓮舫想說任大偉在龔家的臥薪嚐膽，忍氣吞聲，目的是混跡大宅院中，落一個世家女婿的名聲。但想了想，又不忍心點破，她想，姑且擱下男人、女人的話題不說，試想如果把黃連、厚樸兩味撲朔迷離的中藥交給洋人去研究，或許能得到一個全新的解釋，至少它能脫去中庸的外殼，還一個清晰的面貌。 　　珍妮對於蓮舫說她知道那封信是誰寫的。她很失望，也很抱歉。 　　於蓮舫說她也知道信是誰寫的。 　　兩人相對一笑。 　　珍妮說其實沒什麼，於蓮舫說也是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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