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嚴歌苓 > 小姨多鶴 | 上頁 下頁
二十八


  於是這樣一個不體面的多鶴出現在南來北往的旅客眼前,披著頭髮結成的黑蓑衣,餿臭的連衣裙上一片綠蒼蠅。

  那個蒼蠅如雲的車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達這個站之前火車被換過幾次車頭。迎面而來的樓、房屋、密集的電線杆讓她知道這是個大地方,比她住過的兩個城市都大。西瓜一車皮一車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這一車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臉洗手當便盆的西瓜有幾十個。跟那七八個孩子下車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個西瓜的賬也會記到她頭上。你有證據說你沒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個西瓜嗎?你有證據沒有跟沿線的盜匪裡應外合把西瓜拋下去,回頭再跟他們分贓嗎?多鶴不瞭解中國的法律怎樣制裁這樣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會輕饒這樣的事。

  她看准一個空子,從車上爬下來,等正在卸前一輛車的工人們反應過來,她已經成了他們眼裡一條披頭散髮、肮髒的花影子,在一大團蒸汽裡一閃而逝。蒸汽發自一列剛剛停靠的客車,她從客車輪子間爬過,車肚皮上掛著迢迢千里的黑色塵土又蹭在她泡透紅色、黃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帶紅點、綠點、黃點的花連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當中,人們不顧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頭。

  前幾天的西瓜餐這時發作了。她被腸道內突然的衝擊力弄得渾身發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層雞皮疙瘩。她會用中國話打聽廁所,但人們終於聽懂她的話之後給的回答卻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調、吐字,和氣地對她一遍又一遍地講著什麼。她覺得腸子裡的咕咕響動一定讓他們聽見了。她捂著肚子,半佝著腰,一動也不敢動。

  人群中終於有一個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沒有草紙。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開茅坑的隔門,遞給她一張印滿人臉的紙。紙的背後還有石灰,是剛從牆上撕下來的。人臉上畫著紅叉,對著自己的終極下場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點辦法,絕不會把這樣帶臉的紙做那樣的用途。

  等她頭重腳輕地走出廁所,兩個戴口罩的人朝她走來。她蹲在茅坑上的時間足夠那個女人推測她是怎麼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鶴完全不懂的話對戴口罩的人大聲說著,一邊指著多鶴。兩個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們中的男人用音調奇怪的中國話說多鶴病得不輕,得跟他走。他們中的女人說車站醫療室不遠,走幾步就到。

  兩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鶴髮現自己已經開始跟他們走了。

  醫療室的長椅上躺著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還有兩人躺在白色帶輪子的床上。多鶴被帶進來,戴口罩的女人對一個躺著的男人說了句什麼。男人縮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讓多鶴坐在剛剛擱過男人赤腳的地方。多鶴剛坐下,那男人的腳又回來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從裡屋拿來一根體溫計,放在多鶴嘴裡。這根體溫計讓多鶴安全起來。她到張家這些年,每次發燒,體溫計就是一個手掌。小環或張儉的(過去是張站長或二孩媽的)手掌在她額頭上按一按,體溫就測出來了。自從離開代浪村,她的嘴還是第一次接觸這冰涼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閉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氣味裡:那氣味就是她對於鈴木醫生的記憶。戴口罩的男人這時走出來,翻開多鶴的眼皮,仔細地看,手指也像鈴木醫生那麼輕盈靈巧。

  根據體溫計的測量結果,她的體溫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個護士,這時走上來,說是要抽血。她一邊在多鶴胳膊上擦酒精、系膠皮管、扎針頭,一邊用她那一口總有點偏差的中國話告訴多鶴,正在流行的血吸蟲病很厲害,從東邊來的火車總會帶來幾個病重的。

  多鶴對他們的話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種可怕的疾病。她問護士什麼叫血吸蟲。

  護士看著她,好像沒聽懂。

  她想她的話有那麼難懂嗎?她會不會把句子講顛倒了?她硬硬頭皮又問了一次,這次換了一種句法。

  護士反問她是哪裡人。

  多鶴不講話了。

  護士抽了血,拿了一個硬皮夾子,上面鋪著一張表格。她說這是病歷,必須填寫。要填的項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員、婚姻狀況……多鶴拿起筆,又放下。不知為什麼,她哭起來。填什麼也不準確。代浪村的家是多鶴唯一記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從那一刻起,這些項目就沒法填了。從那顆手榴彈落在媽媽、弟弟、妹妹身邊之後,她怎麼填寫「家庭成員」?從張儉把她丟棄在江邊礁石上,從她的乳房因為沒人吮吸而脹成兩隻鐵球,從她斷了跟丫頭之間的私密對話,她兩臂間空著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員」四個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讀、最不願去理解的四個字——四個中國、日本共用的字。

  女護士先站在她身邊看她哭,過一會兒,她蹲下來,想從她兩隻捧住臉的手縫裡找她的眼睛。再過一會兒,男醫生來了,問她到底怎麼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個病人全停下了哼唧,聽她哭。

  她哭得氣也喘不上來,幾次噎住了,一點聲音也沒有,醫生和護士以為她哭完了,剛開口問她「家住哪裡,有證件嗎」?她一口氣捌過來,疏通開,又接著哭下去。哭得她渾身筋骨疏開又抽緊,男醫生兩隻焦慮顛動的腳,在她淚水淹沒的視野裡,成了一對不可認識的異物。

  她哭盡了最後一把力氣,靠在椅子腿上。醫生和護士小聲嘀咕她什麼,她不在乎,在乎她也聽不懂。他們之間講的話跟這裡人一樣,冒出許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張儉和小環的中國話。

  他們改用先前的語言同她談話:家裡出了什麼事?家裡還有人嗎?碰到壞人了?她的樣子讓他們懷疑她遭受了人身襲擊。她是死裡逃生逃出來的嗎?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們理解她——誰受了過度的刺激都一時不願開口。

  他們給她打了一針,等他們拔出針頭,兩個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經一層虛光,再一眨眼,他們跟燈光不太亮的空間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來已是早晨。兩個乳房把她脹醒了。她看看周圍,發現她已經不在原先那間醫療室,而在一間病房裡。窗外在下雨,病房還有三張空床,她不明白她為什麼享受單間的特權。身上的衣服被換過了,現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著紅十字和某某醫院字號的衣褲。她的花連衣裙被團在對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錢,她不知五塊錢到底是多大一筆財產,但那是她眼下僅有的財產。

  五塊錢竟然還在那個帶荷葉邊的布包裡,和裙子一樣帶著黏稠的潮潤和西瓜的餿味。她把五塊錢和連衣裙都塞到自己枕頭下。

  似乎是她的動作引來一個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領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見過的,過年過節到居民樓來,站在樓下,跟趴在公共陽臺上的家屬孩子們講「提高警惕,防止敵人趁機破壞,看見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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