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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她突然掉轉頭向另一個方向跑去。離此地不遠的一個屯子裡，有三個常給她家做活的中國人。母親叫其中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國漢子「福旦」。他們和母親處得不壞，偶爾彼此還笑笑。多鶴可以找福旦送她回家，蘇聯大兵會把她當成中國人。多鶴跟母親來過這個屯子一次，是跟著福旦來看一個草藥醫生。可是她一句中國話不會說，怎麼能把福旦說動心，掩護她穿過蘇聯人把守的鐵道橋。

　　多鶴還沒走進屯子就後悔了。一群中國孩子在屯子口玩遊戲，見了她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來，一齊朝她瞪著眼，面孔鐵板。過去他們見了她也板臉，但眼睛從不朝她看。一個孩子低聲說了句什麼，其他的她聽不懂，但「小日本」三個字是懂的。她還沒想好要不要跑，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已經朝她砸過來一塊石頭。接下去石頭、土塊、牲口糞蛋一陣橫掃，她要跑已經來不及了，退路和進路都被截斷。她只得縮成一小團坐在地上，放聲嚎哭。小男子漢們和大男子漢們一樣，對於哭泣的女孩都是沒辦法的。他們圍上來，看了一會兒，一隻手上來，輕輕揪起她的一綹日本頭髮，看看，也沒什麼特別，又放下了。又一隻手上來，把她的後領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樑，跟中國脊樑沒什麼區別。不一會兒，男孩們就被她哭煩了，一聲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見多鶴，不必聽她說任何話，就明白他該做什麼：該馬上送她回家，絕對不能讓鄰居看見一個日本小娘們兒出現在自己家裡。福旦給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爛褂子，又在她臉上抹了一把泥巴，村裡少女過去就這樣對付日本大兵的。福旦窮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車把她推著，從鐵道橋上穿過去。

　　福旦把多鶴送到家時，多鶴睡著了。她母親請福旦把多鶴放在門內的地板上，輕手輕腳地鞠躬，輕聲地道了十多聲謝謝。母親一共會說三四十個中國字，這時都用得超支了。福旦走後，母親又輕手輕腳摘下了多鶴耳朵上的金耳環。就這樣多鶴也沒被弄醒。

　　多鶴醒來的同時就從地上跳了起來，一切都晚了，村長大概已經回來了。正午的太陽把四野照耀得很白，多鶴的赤腳踩上去感到地面向後漂去。母親提著水桶小跑著往回走，半佝著身子，不給偷襲者行方便。多鶴頓著腳，怪母親不叫醒她，現在全晚了。

　　多鶴帶回來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戶曉了。不久。代浪村的人又差幾個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幾個日本開拓團的村子。代浪村沒有什麼男人，連老年男人也沒有幾個，村長一直是全體女人們的當家人。一旦村長回來，像崎戶村村長那樣替他們當家，就什麼也來不及了。消息太突然，他們最快也需要一個鐘頭才能打點好行裝。別的可以不帶，食物總得全部帶走，還有就是每個村分發的自衛步槍，一個村五杆。無論如何，他們必須趕在村長回來前逃走。他們承認崎戶村人是好樣的，但他們可不要村長領著他們也做好樣的日本人。

　　太陽下沉時，五個「大日本滿洲開拓團」的村民們集中在代浪村的小學校操場上。所有人都在提問。又都在向別人做解答。沒有一個人夠格給這麼大一群人領頭。他們只聽說離他們五百多公里的一個城市有一個日本收容所，從那裡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這個以女人和孩子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靠一個中學生的指北針上了路。牲口搶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們的坐騎。

　　所有女人們邁著木屐碎步開始了五百多公里的遠征。一個叫阿紋的女人挺著八個月的身孕，從隊伍前面跑到後面，再趕到前面，纏著每一人打聽她的丈夫桐下太郎和兒子。所有人都累得懶得開口，只是搖頭。多鶴背著一袋飯團子，搖搖晃晃跟在母親身後。母親背上背著四歲的妹妹，手上扯著八歲的弟弟。多鶴搖搖晃晃地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到底還是贏了一場和村長的賽跑。她甚至沒有去猜疑，村長們處理崎戶村村民的後事怎麼需要大半天工夫。她已經把早晨在鐵道附近聽到的一陣槍響忘得精光。槍響來自一夥中國遊擊隊員。這是一種性質難定的民間武裝，好事壞事都幹，抗日、剿匪、反共，取決於誰礙了他們的事，也取決於他們能占誰的上風。他們正打算進崎戶村找點什麼：找到冤報冤，找著仇報仇，找著便宜佔便宜，卻遇上了五個撤離到村口的日本村長，就開槍提前成全了他們。

　　人們懷念起村長們的好處是在出發後的第三個小時。那時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隊伍離開了大路，走上一輛大車寬的土路，隊伍變得又長又鬆散。母親們不斷懇求隊伍停下來，讓她們哄一哄實在走不動的孩子們。總有女人對自己賴在路邊的孩子說：村長來了，還不快些起來！她們想，要是村長在場，也許他能讓孩子們用磨得血肉模糊的雙腳從地上站起來。就在這時，路兩邊的高粱地裡響起槍來。首先倒下的是騎在牲口上的兩個老人，然後幾個順著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彈。孩子們挺著肚皮大哭，有個老人還算明白，叫喊道：都趴下，別動！人們趴下來，而叫喊的老人已經中彈了。他們帶來的槍還沒來得及壓子彈，仗已經打完了。

　　等到隊伍重整時，人們發現少了三十多個旅伴。誰也沒有帶刨坑的工具，死者的家屬們從屍體上割下一撮頭髮，把屍體放在路邊的溝裡，蓋上一件像樣的衣裳。就繼續趕路了。

　　襲擊每天發生。人們都很習慣死人了，都顧不上哭，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來。人們也習慣尊重傷號的意願，用最快捷、儉省的方法處死他們。也有不願意被處死的，阿紋就是一個。多鶴看見她的時候，她枕著一塊土疙瘩，鋪的蓋的都是自己的血。從她肚子裡出來的嬰兒也躺在血裡，已經走完了他幾分鐘長的一生。她揮動著滿是血污的手掌。給每個路過她的人喊「加油」，她自以為在笑，事實上是不斷齜牙咧嘴。她會對每一個靠近她的人說：「別殺我，我一會兒就趕上你們！我還沒找到我兒子和丈夫呢！」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實在看不下去，把自己一口袋飯團子和匕首留給了她。

　　老人們給年輕人省飯團子，省子彈，也給他們省事，幾個人商量好，過河時往水裡一紮，一聲不響就沒了。

　　人們摸索出經驗，發現槍彈在夜間的命中率比較差，便改為晚間趕路白天宿營。第五天的晚上，人們起身的時候，發現靠在營地周邊宿營的幾家全都被刀砍死了。人們內疚地說，實在太累了，沒有聽見任何聲響。有人說，聽見了又怎樣呢

　　多鶴的母親教會女人們辨認野菜和野果。路程拖長了一倍，已經斷了糧食。她告訴女人們，中國人可以把每一種野草樹葉變成糧食。她這一手是從中國長工們那裡學的。好在是秋天，找到一片野堅果林可以采夠兩天的乾糧。所有母親都替剛進人青春的女兒剪掉了頭髮，再找來暗色的男孩衣裳給她們換上。儘管路一天比一天難走，隊伍每天減員，他們還是把三百九十公里走到了身後。 一個清早，他們來到一片白樺樹林裡，準備宿營，槍聲卻在白樺林深處響起。他們現在已經有經驗，立刻閃到樹後面趴下來，孩子們全都在一刹那間被覆蓋在了母親的身體下面。對方的槍手們很大方，子彈一排排射過來。反正停戰了，彈藥不必節省，打著打不著，打個熱鬧，打得帶勁時，槍手們用俄語歡呼。幾個剛學會打槍的少年們開始還擊。他們吃過開槍的甜頭：一次碰到襲擊，他們還了幾槍，襲擊者就作罷了。但這次他們的還擊恰恰是個錯誤，捅了馬蜂窩，本來不很認真的蘇聯大兵打仗打出的慣性又上來了。人們丟下死去的，拖著傷號往後撤。地勢還算有利，他們後面是緩緩的下坡。撤了一百來米，俄語呐喊突然從另一端冒出來，一個包圍圈已經合攏。現在是動也挨子彈靜也挨子彈。少年們胡亂打回去，只發幾槍，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給對方了。很快的，少年們一個個倒下了。

　　火力越來越猛，把蘇聯人惹起性子，就得讓他們發作一陣。

　　一顆手榴彈在多鶴母親旁邊爆炸了，硝煙散開，多鶴已經沒了母親、弟弟和妹妹。多鶴的爸爸一年前戰死在菲律賓。好在眼下的險境容不得多鶴去想她孤兒的新身份。她是一邊跟著大夥兒突圍一邊給全家哭喪的。

　　突圍出來，各村的人數相加，只剩了一半。從出發到現在，這次的減員占了三分之二。還有一百多個人受傷，一下子把止血藥粉全用完了。

　　第二天傍晚，人們醒來，發現所有傷員都自盡了。他們在夜裡合謀，決定絕不拖累大家，然後悄悄地相互攙扶，走到五十米以外，自盡的方式五花八門。

　　又過了一天，隊伍幾乎在山路上爬行。他們一再修改路線，選擇更偏僻的道路，而這些路線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裡。一連兩天沒有喝到水的孩子們怎麼哄也不動了，母親背上的嬰兒們不是昏睡，就是嚎哭——已經不再是嚎哭，而是發出垂死野貓那樣的號叫。

　　一顆飯粒都不剩了。水米未進的母親們仍是把幹得起皺的乳房塞給孩子，塞給吃奶的孩子，也塞給半大的孩子，連那些沒了母親的孩子，她們也只好用自己一對乳房去關照。隊伍早已無形無狀，延綿了三裡路長，不斷地發現有孩子走失，有大人走死。唯一能讓孩子腳開步的一句話是：「馬上就到了，到了就可以睡覺了。」他們現在的期待不高，只要能讓他們歇下腳就很好，他們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飯吃了」。

　　這樣一個形如枯鬼的隊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中國東北走著。滿山遍野的秋葉紅得火燒火燎。

　　東北的秋天很短，早晨他們露營時，四野白霜。他們就靠野果野菜和堅決到達目的地的信仰滋養著五臟和身心。走到第十五天時，人數下降到了一千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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