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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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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知足地笑起來。我的獨立思考越來越不影響我跟別人共同進行的活動或對白。這一點大概要歸功FBI。也或許歸功我從小的成長環境。口是心非讓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們因此認為我不誠實，那也只好隨他們的便。對於我口頭一套，心裡一套這個性格特色，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我不是存心的。當劉先生講著他三十歲的獨白，他也一點兒不認為他的那一重真實和現實的這一重真實有什麼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觀矛盾。於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說各的。 我對華盛頓最後傍晚的記憶，始終鮮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創面。我記得勞拉典雅的香水氣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樣好。我直到現在一回想那個晚上，記憶便是嗅覺的。安德烈、我、勞拉，坐在一個吵鬧至極的爵士吧裡，聽著六人組成的爵士樂。六個人都像裡昂一樣，陰沉沉地、文雅地憤怒。六個裡昂各顧各地宣洩，他們的和諧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個蒼白慘淡的裡昂，扭曲著、微妙地痛苦著，在原地流浪。我呼吸著勞拉和安德烈，聽著滿空間誰和誰也不搭茬的大聲交談，從中剔出六個裡昂的旋律——那中間的自由。那樣一大筆自由，誰的一生能開銷得了？…… 隨著酒意的上漲，我不再聽見人們自認為是對白的獨白。我只能聽見臺上六隻孤狼的淒婉歌唱。他們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們的伴兒。看著六隻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獨是不可能偽仿的。不論他們的音樂優或劣，他們的孤獨是貨真價實、一流的。 我發現安德烈走開了。去洗手間或電話亭。勞拉湊到我耳邊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聽出來，她在告訴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麼地方，躲起來流淚。 我說：流什麼淚？ 勞拉說：音樂和酒讓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覺得這音樂裡充滿了「失去」？ 勞拉的才華是總結許多太難總結的東西。她的總結又總是很令人開竅。 我對她的總結鄭重地點點頭。 勞拉又說：……他是個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誰？ 安德烈。勞拉端著酒杯，裡面的冰塊在她輕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種顏色。安德烈只有一兩天的萎頓——在那樣巨大的失去後。他那麼愛他的工作。儘管我嘲笑他的熱愛。他向上司辭了職之後，把自己關在家一天，然後連夜開車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點兒發作。等我再見到他，他已經恢復常態，談笑風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復了常態。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辭了職？！ 你不知道？！ 我盯著勞拉的暗紅唇膏。 他為了不讓FBI對你測謊，當即寫了辭職狀。他把國務院的出入證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證鉸成了四瓣，和他的辭職狀一塊兒交給了他的上司。這件事鬧得很大，國務院內部刊物全都報道了！還有兩位國會議員出來，說是要為安德烈的案子給國會寫信。 我想那個謎終於揭曉了：安德烈冷靜地捏動剪子，將自己的輝煌生涯鉸成碎片。他開始清理他的辦公桌，將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擱在寫字臺上的我的照片，貼在牆上的我的詩作，以及我給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節卡片，一古腦倒進一隻黑色塑料垃圾袋。然後他向辦公室另外兩個同事說了一聲：今天得早點兒走，去看牙醫。借助美國大眾對於看牙醫的毫不質疑，他平平淡淡地離去了。他將那個盛著他辭職書和碎裂的身份證的大信封交給了收發員，說：請立刻給頭兒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國務院雄偉的大樓，回過頭。他想，那年我二十四歲，走進這裡，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國家聯想到了一起。等他回過頭，背向那宏大的陰影走去時，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裡。他手裡拎著一個黑色垃圾袋。華盛頓所有的流浪漢都有這樣一個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點半，美國失去了一個優秀的三十五歲的外交官。他走著走著，心裡說：原來失業是這個滋味——沒有胃口吃午飯，也沒有胃口吃晚飯，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區別。 他每天還是照常上班啊！我瞪著勞拉說。 他從芝加哥回來，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一頁紙的翻譯費才十來塊錢。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時……我以為他去芝加哥，是專門告訴你他辭職的消息。 我想他在同裡昂辯爭時，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頭。他想和裡昂這類男人區別得更顯著些。他決定把他對一個女人的愛變得更啞然、更寬大、更質感——去幹一件他憎惡的營生，去為她倒好水準備好維他命。安德烈想到我沒有聖誕禮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歲便草草結束的童年；我那六歲便開始把真當謊，把謊當真，抑或對真與謊態度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麼。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趕到機場，把我一把抱入懷中時，感到他伏下他偉岸的身軀，捧起河流載來的孩子。他把這孩子從竹筐裡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換來的營救是多麼值當。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別這個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個小時的枯燥勞動，因為救這條小命是他與他自己的長久契約。安德烈從來不去毀任何契約。 勞拉說：剛才那個曲子叫「我的黑頭發戀人」。我估計他給觸動了。這個傢伙原來也有不漢子的一面。她笑了笑，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許是卑劣的。我或許對安德烈背叛得相當嚴重。我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臉上毫無傷感的殘痕。他對我有所失望，有一點兒悟到他的捨命陪君子風險很大，因為他陪的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但他想開了，他的營救包括容忍被營救者的劣習，以至最終糾正這些劣習。 我說我也去去就來，同時馬虎地指一下洗手間方向。 這時是場間休息。臺上的六個樂手到台下來了，飲著什麼。我在走廊上碰到六個樂手中的一個。他也是長長一根馬尾辮，抽大麻或白麵，臉色與裡昂接近。我上前同他搭訕。他兩腿是美國大兵式的稍息，雙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態不是鬆懈的，但他的態度使他這副身姿十分懈怠。裡昂卻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來，擰成他挺秀的脊椎。與裡昂的專注相比，他是渙散的。總之，他的外表與裡昂正相反，但我卻感到裡昂透過他淡灰的眼睛打量著我。我的一隻腳提起，腳掌抵著腳，兩手松松的，手心也貼著牆。我們倆像站立地躺著，如同在海灘上無任何防禦地閑搭上的伴兒。他和裡昂什麼都不同，除了他們的實質，就是那種「梭羅式自由」（梭羅即HenryDavidThoreau．美同十九世紀著名散文家和思想家），所謂的絕對的自由，他們都對自己本性中徹底的自我忠實毫不感到羞恥。我的話就是談些對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賣弄的那點兒東西是裡昂那兒來的。我們的姿態是很搭訕的。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跟乞丐、流浪者、街頭藝人搭訕。還有輕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們，總忍不住和他們搭幾句，逗逗他們，如同逗一個說夢話的人。他們千般百種，有一個相同點，就是他們中的誰都不打算救我。我居然跟這個音樂家交換了電話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會忘記它是誰的電話和誰的地址。 我突然問他：你們剛才奏的那段「黑頭發戀人」是誰的作品。他回答這是個頗俗套的作品。一般他們為取寵聽眾在兩三個高雅的曲子後，總插一個俗的進來。但因為演奏的臨場處理是即興的，也不至於把他們煩得屎都能出來。他問我是否聽過這曲子。 我一定聽過。不過我不能確定。我有個朋友也是音樂家，作曲的。 他說：哦，是嗎？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麼近乎。 我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他說他不介意。他心裡嘀咕：這個東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假如——純粹的假定式——你愛上一個女孩，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放棄爵士，另一個是出賣一個腎。你的選擇是什麼。 他眼神將我的眼神牢牢鎖住，說：我選擇放棄這個女孩。 作弊。前提是你只有兩個選擇。 他一隻手抬起，架在另一隻胳膊上，托住下巴。他把自己關進內心，良久才出來，對我說：反正我絕不放棄爵士和我的腎。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這句話。 你呢？他反問。 作為那個女孩子，你希望她放棄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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