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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牧師說：從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們正在調試竊聽器。就是說，他們已經聽了我們家的許多私人對話。他們已經侵犯了我們這樣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權益。

　　牧師脾氣很溫和，憤怒都是和風細雨的。

　　可是歸根到底，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名堂。牧師太太手指指留言機，如同指一攤穢物。

　　我聽起來，像是兩個拿報話器的人在通話。像兩個警察。我說。心裡咬牙切齒：便衣福茨實在萬惡，他折騰到最後可能是將我攆到冰天雪地的大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師微皺著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緩緩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東西灌輸到人們腦子裡和行為裡，他的灌輸失敗，才會輪到FBI們去忙。他現在輕微感覺到失敗。

　　牧師太太最大的不適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壞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幾代人離罪惡的遙遠而建立的。她不能確定我是否和罪惡有關，但她更無法確定我和罪惡無關。她突然覺得我離她的認識極其遙遠，她曾自信地在我行為氣質上讀出的謙和多禮原來是錯誤，它們都是神秘內向的東方所給予我的偽裝，而絕不能給她證據證實我的無辜。而壞就壞在我的內向和神秘。她覺得過去跟我的相處全不能作數，而未來都要在長期的一無所知中相處下去。或許東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個逃犯，像我這樣斯文的一個逃犯。

　　她聽我解釋這其實是怎麼回事：美國在五十年代為外交官員建立的法規，讓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正式羅曼史受到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的影響。因為我的國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國家所列的敵人名單上。我對牧師太太解釋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麼也沒聽進去。我接著跟他們夫婦二人講到我的從軍歷史，尤其我當戰士記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軍隊宣傳骨幹，抑或情報人員。對於他們這樣給我重視，我是怎樣也講不清的。因為他們拿美國軍隊各行各業來套中國軍隊。我給牧師夫婦舉例說：有一次我跟幾位臺灣朋友談到中國軍隊的歌舞團，他們馬上說，噢，康樂隊呀，我們軍隊裡也有。我說那和「康樂隊」不同。他們說：差不多啦，就是讓士兵開心嘛！他們和美國人都把中國軍隊的歌舞團員想成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朝性饑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的歌舞團是關照意識形態的，而不是去安撫他們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饑荒的。臺灣朋友說：有軍營的地方就有性饑荒，這點你得承認吧？我說：可能是的。他們立刻得勝地大聲說：那就對了！你給他們「意識形態」，他們接受的是性救濟！我說：那就不是前者的問題了。如果一個人賣出去的是飯鍋，結果給買去的人當成了尿盆，你不能說前者就是賣尿盆的！……

　　我見牧師夫婦眼睛和面孔隨我的手勢上下左右地動，但他們已在我舉的這個例子裡失去了方向。他們想，她在胡扯什麼呢？三個月住下來，他們頭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個挺能胡扯的人。並在講到尿盆這類詞時語言毫無梗阻，同講到飯鍋一樣坦然。他們還想：這個貌似文雅的人原來是個標準三八。

　　我想，壞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認識我。我怎麼在這種時候舉出個幫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沒聽見任何聲響從牧師夫婦的臥室傳出來。他們平穩的日常活動也給我攪了。給便衣福茨攪了。因而我一見理查就說：「FBI得負責給我找房——我肯定會給房東踢出來的！」

　　理查很驚訝：「怎麼？你給踢出來了？」

　　「遲早的事！」

　　「你跟他們應該簽了租約的，租約上又沒說不準FBI打電話。」他年紀輕輕，已經有了老特務的痞勁。他兩手一攤，又說：「如果他們真要攆你走，我家倒有間地下室空著。」他明擺著是跟我瞎逗，臉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們真要攆你，可沒我什麼事。

　　「我正失業，再去租另一處房，連押金都拿不出來。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東都要看你有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兩到三個月的房租做押金。就這樣的話，能租到房已經算走運……」

　　「我當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別去煩我的房東？」

　　「我也不想煩他們。這是調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辦公樓大廳裡說話。我不願穿過那個安檢通道，讓兩個面無表情的人翻看我書包裡是否裝有炸藥。理查只穿了件襯衣，紮一條非常花哨的領帶。他下巴左側被刮胡刀拉了條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襯衫領子。總之我這案子讓他連安安生生刮鬍子的時間也沒了。他做個手勢要我跟他去。他領著我走到大廳一邊的咖啡鋪。

　　我不領情地說我沒喝咖啡的胃口。

　　他說他有胃口。他連早飯都沒顧得上吃。那個「陽光燦爛」在去上托兒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開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濕透。只好又開車回去，替她換上乾淨衣服。理查說著打了個長哈欠成膜見他嘴裡的所有牙齒，有三顆牙被補過。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國人牙齒，人為地整齊潔白。他為他的哈欠說了兩聲「對不住」。哈欠打完，他臉上出現一種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麼了，活得顧頭不顧尾，跟他女朋友的爭執也越來越頻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們生活裡添了個「陽光燦爛」和我。這兩個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給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麼多亂，要他額外操那麼多心，這一點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過意不去，我們不可能不向你的房東瞭解你的情況。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裡。……」他的話給他腰裡揣的呼機打斷了。他皺起眉，把呼機拿出來，看一眼上面的號。「是『陽光燦爛』的托兒所打來的。」他告訴我。好像他給我權力瞭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樂趣和苦惱似的。

　　「你要是急著去回電話，我可以現在就走。我就是專程來告訴你。你們不要竊聽我房東的電話。」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說，不竊聽他們的話我們打哪兒下手竊聽你呀？

　　「並沒有竊聽他們啊！」他說。

　　「他們都是厚道人，與人為善，樂善好施……」

　　「什麼叫『樂善好施』？……聽上去特別耳熟。我感覺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語。」他說著從襯衫口袋拔出一枝筆，要我把「樂善好施」寫在餐巾紙上。

　　我一筆一畫地寫，他一筆一畫地看。然後他點點頭說：「噢，我明白了。比如我們對『陽光燦爛』。」

　　這小子真油，把事情從竊聽的問題上扯開了。

　　「所以請你們不要對樂善好施的人幹這種事。」我說。

　　「幹哪種事？」

　　「竊聽他們的電話。」

　　「誰說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

　　「他們的話有什麼聽頭呢？他們無非講講教堂裡的事。」最多是牧師外出工作，牧師太太在家．倆人在電話裡交換三兩句夫妻間的甜蜜廢話，比如牧師說：今早我起來的時候你還在熟睡，我沒跟你道早安。牧師太太說：對呀，我不知道怎麼睡得那麼沉。牧師說：（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裡來了幾次？……牧師太太說：（滿臉赤紅）哦，看上帝份兒上請閉嘴！……牧師說：能讓你快樂我很快樂。牧師太太說：我也是。（在電話筒上做一個親吻的吧唧聲）我等著你，早點回來。牧師說：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師太太咯咯樂著，說：你最好閉嘴！……「他們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們幹嗎竊聽他們的電話呢？」我換成英語和他爭。講中文我沒那麼理直氣壯、直截了當。

　　「你看看！我問你，誰告訴你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見我一點都不信，他又強調地說：「他們的電話有什麼聽頭嗎？！」

　　「那你們還去聽？」

　　「誰說我們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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