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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不到十七歲。

  倚門站著,看著門內影綽的父親。剛進門他身上披的棉襖毫無知覺地滑落下來。我拾起它,亦無知覺地拍打上面的灰塵。這個聲音把我爸爸驚動了,他身子一抽轉向我,好大一會兒盯著我和這件舊得發白的藍棉襖,大聲吼:有什麼好打的?!

  如此凶蠻,無理的一吼讓他再次看清他自身之內有完全異樣的潛藏。他意外地看著他女兒,看眼淚在她眼中迅速漲滿。被嚇壞,被委屈的女孩又成了他認清他自己的一面鏡子,折射了他自身又一層陌生,我不認得他了,他映在我欲裂的淚水之上,愈來愈變形。

  我爸爸終於發現我歪著兩隻腳,同他一模一樣:忍受別人,忍受自己。眼淚竟先從他那兒落下去。

  他抖著聲音問我:你怎麼啦?

  他都不知自己在哭,又轉身去問我媽媽,嗓子提得更細軟;我剛才沒說她什麼吧?

  三個人中間,我媽媽對於創傷的反應是惟一不同的。

  她似乎一下看清楚了曾經漫山遍野隱蔽守候的都是哪些人,或獸。雖然又受到意外一擊,但她終於不必再繼續假設任何敵人和暗算。一切已證明了她所預期的,一切都證實了她沒把人或獸看錯。現在一切明朗,她的防禦和進攻都不必再摸索。她有了目標,生活亦有了口標。母親嬌小的身體上,頓時出現了一些大動作。她「嘩」一下打開窗,對二樓的人家喊:喂,拖把的水都滴到樓下來了!我們成你們的下水道啦?!她開始把早餐往餐桌上擺;一大鍋粥很響地給搬上桌面。生活逐步在粗糙起來,母親早已不是小家碧玉,但還不曾如此氣壯過。她嘴裡大聲反駁著大字報上的每一則指控,一面把一個個小菜碟子「啪!」

  「啪!」「啪!」地敲在剝去了繡花桌布的赤裸桌子上。她的響動好像是在夯戰壕。她不斷地哼哼冷笑,說早料到人臉一張皮說變就變。

  我爸爸仍看著我。如看一個病痛卻無以言語的嬰兒,眼淚不斷從他眼裡流出來。他一直問:爸爸說了你什麼呀?

  我沒一句話.他給我媽媽拉去喝粥,坐到凳子上,仍轉過來看我。看他自己。在我瞪起或垂下的眼睛裡,兩年來,他就這樣看他自己。那記耳光揍出去,一些人快活地跑來祝賀他,拍他肩膀,說那一記揍得真帥,應該多揍揍那個掃盲生。從此我爸爸就常在我眼裡看他白己。他想看見那個讓我陌生得發怵的父親究竟什麼樣兒。他太想從我眼裡認清自己那個突如其來的行為。它被什麼發射出他的身心。那發射它的秘密機關在哪裡。一定有一個極其秘密的觸發點,不經意觸碰,蹦出那個全然不相干的舉動來。

  是什麼觸發了它,觸發了他和我生命中一連串的後果,他多想從我眼裡知道!

  人們在大字報中列出的那些罪狀,他要從他女兒的眼裡得到最後驗證。

  我不理母親的催促,從他們的早餐邊走開、坐到高凳子上去。面朝窗。然後我開始研墨,研得桌椅直晃,我自已頭也暈起來。各家起床了,在這個冷潮的早晨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到極致,同時打開窗。若沒有如此音量,他們自家的收音機說的什麼就會聽不清。人們可以在收音機快悅聲響中苦悶、懼怕、吵架和自殺。

  我媽媽在勸我爸爸把一碗粥喝完。說人是不可救的王八蛋。她自己大聲將粥劃進嘴裡,在給我爸爸、我,全體的人做個「好好活下去」的示範。

  我寫出一群一群無意義的字。知道父親多麼脆弱,有一搭無一搭的自殺念頭正在他心裡起著圈圈的漣漪。

  早飯後,我媽媽一二三地佈置如何活下去的措施,那是規律:一準一夜間得了罪名罪狀,他早些遲些要給抄家,停薪水,然後「隔離審查」。私堂和私獄叫做「隔離審查」

  和「牛棚」。我媽媽說:先燒吧。

  我把小煤爐置在後院,拎一隻紙簍,裡面裝著我爸爸半生寫的手稿。幾十斤重,之後是書;那些成了敵人的作者贈送給我爸爸的書、上面有他們的簽名。其實這事我媽媽早就幹起來了,她一兩年來一直在用信件、日記、照片生爐子,一切她認為危險的東西成了頗好的燃料。

  她要我照她的樣兒;坐一隻小板凳,慢慢地細細地去燒。我拿一把破芭蕉扇,一頁一頁扯爛書投入爐膛,看它抽搐聽它絲絲呻吟,黑色字跡變成了白色。我儘量不去看那些人的名字。

  我爸爸突然跑過來,從簍子裡拿出已被撕成燃料的《紫槐》,兩隻手拼接一頁,卻沒拼上,手又去簍子裡掏,掏出它的作者的照片來,那還是個穿粗布軍衣的年輕人,右肩略聳,下半節手臂連同撕爛的半頁封面不知去了哪裡。挎在手槍上的右手。

  我看見他眼睛裡有那樣的情感。那樣的黯然神傷和思念。他蹲在簍子邊,拿出一些殘碎字句飛快地讀著,生怕我燒得比他讀得快。

  我說:爸爸,這書寫得好嗎?

  他說:好,寫得真好。

  一副神情都是緬懷。他回到初次讀它的時刻,初次見到那張生氣勃勃的臉。

  他又說:寫得比我好。

  意識到失日了,他瞄我一眼。他自我更正地說:我是說這個人就照這樣老實巴交地寫下去,不得了。要是不去搞權術,他會比我寫得好。會好很多。

  我爸爸看著灰燼在冬霧中飄不動,從一米多高的地方就落下來。白紙成黑的了,黑字變了白。他知道明天或後天就有人來抄他的家,把他捕走。他知道這是最後一刻他能有個自己人聽他講幾句自己的話。他想用那一刻把他和那位朋友之間的事讓我懂得。我爸爸眼中的溫情濃厚起來,看那些並不輕飄飄的灰屑不斷飛和落。似乎是在向一個人交托秘密,他對我說:那些人都不懂,說他掃盲生,其實我告訴你呀,他是個非常好的作家。

  我發現他是痛苦的。終於敢於說出真理而那真理讓他痛苦。也為長久隱瞞這真理而痛苦。他就那樣蹲在那裡,看著他和他的最後一點聯繫給燒掉了。又是喃喃的,他說:你知道嗎?其實我幫他寫的並不好。那個三部曲,我是沒有寫好。我沒辦法寫得好。

  我說:不是滿好嗎?

  他說:沒寫好。他自己寫會好很多。會留下來的。我沒法寫好。雜念呐。人有雜念就沒辦法了。

  我爸爸那天太想有個人聽他講話。外面,家裡,他已沒有一個人能講話。從他揍了賀叔叔,他對於自己的新形象新品格全無信心,變得心不在焉,一邊講著什麼一邊總在對聽他講的人察顏觀色,看對方對他的新面目有怎樣的反應。他感到他從人們的眼睛裡讀到「沒想到你還有這一手!」的潛語。他話少了,常常眨巴著眼睛在想某件事。

  連綿不斷地在思索:吃飯,看報,去參加各種集會,跑在望不見頭尾的慶賀或聲討的人群中呼口號,所有時刻,都不會打斷這思考的連續性。這思考所需的精力集中使他動作機械並用力過度,手腳都不夠負責任。

  在思考一件並不很明確的事情:自殺。

  並不是在佈置自殺的步驟。自殺,它自己會成熟。是從我祖父那兒來的,只不過要在他體內成長,成熟。在那個我焚燒《紫槐》的早晨,它成熟了。

  因此我聽出了他話中過分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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