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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半夜兩點。

  摸黑記的。

  醒來後我感到夢裡的痛苦。我隱約明白那個人是誰。

  清醒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過那種痛苦,酸澀。極度的妒嫉。

  我聽到謠言的時候,一點痛苦也沒有。謠言說他在窮僻的鄉村,那個由一分鐘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個農婦偷過情。我沒有妒嫉過。怎麼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間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覺。後來他那個升成地區副書記的妻子同他來住了幾個月,據說她是陪他在省裡看病的。我也沒有任何類似嫉妒的情緒。那時他複了職。我在上大學,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後來的丈夫。就在那個時候,我聽說了賀叔叔和那個農村少婦。

  也許我拒絕妒嫉。

  我會的。

  對了,保險公司寄的補償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簽名。一份補償要這麼許久才能實現。

  接著說嗎?

  讓我看看——那以後有太多的事情發生。

  我十八歲、十九歲。同一個男同學通情書。他去當兵了。我也和另一個男同學談戀愛,帶些舉動的。後來,二十歲那年,我上大學,結婚、離婚。太多的事和人,影響我記憶的專注。你不是嗎?有個階段什麼都享用不完。

  我父親回到城裡時,我恰好被鄉親們推薦上大學。工農兵學員,教育革命,聽說了吧。

  沒有考試,沒有教授這個稱呼。農村的幾個領導看著我,挺愁似地說:你在這能幹啥?上級指派一個人上大學,就你吧。都晚了,還不捲舖蓋快走——都開學了!

  在課堂裡坐了一個禮拜,才明白我學的是什麼。

  我和我媽媽把我爸爸從火車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對外開放的旅館。我家的兩間屋早給別人住去了。我媽媽住在文化館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們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資還是凍結的。他從「五七」幹校釋放是要他寫個電影劇本。叫做:帶罪立功。如果劇本寫好了,功就折了過,不必再送他回「五七」於校。那個旅館當時給這類將功折過的人住去不少房間,到處聽得見棋子聲和撲克聲。光是和我父親同寫一個劇本的,就有七個人。叫做「寫作組」。三年後電影上市,七個人的名字一個也不見,只推出一行大字:「集體創作」。

  四年,最後一次見我爸爸,是我媽媽和我一塊去「五七」幹校同他一起過春節。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裡治病,躺在翻過來的竹床裡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離開家被押上大卡車的時候。一車都是與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義弄墨的人都在這些運化肥的卡車上。送行的家屬在馬路另一邊,都像是死囚重犯的親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靜靜的,遠遠的,儘量不讓這個城市的百姓看出他們和卡車上歹人們有任何關係。

  只有我媽媽不時想起什麼,從眷屬群裡突然跑出,跑到卡車邊上,叫著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從同夥中伸出腦袋,她便把自己掛在卡車梆子上,叮囑兒句話、或遞上一件小物品。然後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著卡車快些開走,我媽媽可以完成孟薑女的角色。

  一九六九年。

  是賀叔叔坐監的第三年。

  所有人的解釋是:他給他那個耳光,是把他與他曾經的關係清算掉,並讓人們見證這個清算。洗清自己,為自己贏得一份安全。看,我和這個人徹底乾淨了,我爸爸的行為作出如此示範。他的確安全了兩年,也使那兩間屋裡的妻子、女兒有了一段頗完整的太平。

  兩年後的一個清早,我媽媽偶爾出門,看見白乎乎一片,攻擊我爸爸的大字報鋪天蓋地。

  我爸爸踉蹌出去,披著棉襖站在院子中央,就如一夜間水斷山崩。還沒有人起床,院裡三十多戶人家都還不知道這一夜間誰已遭天誅地滅。

  也許全都知道,因而全埋伏在一扇扇門後,讓我爸爸自己先把新景色看夠。

  我爸爸看著自己的名字,淋漓著新鮮溫熱的墨汁;名字到處皆是,滿眼皆是,汪汪的一片濕潤的黑墨和朱墨,青赤融匯,如黎明前夕完成的屠宰。

  他的名字被各種各樣的手跡寫著,最大尺寸如八仙桌面。他半張著嘴,像腦癱瘓者那樣突然失讀了。又像在辨認每個字跡後面那個人,那副面目。他慢慢向前走,又轉身向另一方向走。從小就懂的成語「走投無路」,此刻的我爸爸在給我最圖像式的注釋。

  我?是的,全看見了。

  站在大開的門口看著我爸爸。他再次站定,慢慢扭轉頭,手插在棉襖袖筒裡。完全是個累駝的老農望著一夜間被冰雹打禿的田野。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看著那從樓頂垂降的巨幅標語,上面「打倒」和「滅亡」的詞語。

  他臉孔仍沒有變化,兩眼茫茫。山洪來了、淹到了自家門檻,路也沒了,橋也沒了。

  他終於拖著兩隻腳,走回家,從我身邊走進門。我眼看著恐怖一點一點追上他,佔據他那雙空白的眸子。

  一夜間變質的人和事,顛倒的是和非。那時全這樣。

  賀叔叔也是一夜間成了另一個人:有著瞞過了所有人的陰險和罪惡;完全是陌生而猙擰的另一個人。所有人看著大字報上的羅列和揭示都會暗自說一聲:竟是這麼個東西!

  包括被揭露者本人。賀叔叔站在大字報面前,同我爸爸一式一樣的而孔,讀著那些天遣的字句;那些事例編排,那些似乎出於自己的行為和語言,恍然歎道:原來我是這麼個人!一個人不知自己的病狀,一旦讀了長久對他封藏的一系列診斷,終於明白了自己是個什麼,怎樣的無救。

  我爸爸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是這樣一個人:「投政治的機參加學生運動」,「對失去的布爾喬亞樂園深深懷念」,「復辟思想和情緒無不表現在作品中和一貫言行中」、並且,「意志薄弱,投機不斷,背叛成性」。

  我知道,讓我爸爸感到認清他自己的是「背叛」二字。他打出那一耳光之後,一直在苦白己,想認清藏在自已行為中突然支配了自己的那個異己者是誰。於是「背叛成性」四個字,使他此番認識驟然昇華。一個躍進,飛翔。頓時,兩年的苦想有了成果。

  我們都想認清自己。「認不清」卻是我們本能的自我保護,保護我們的神志健全。還有自我賞識,也得到保護。本能袒護著我們,不給我們看清自己的弱處和異端。

  文化大革命,是剝去這層本能,讓你非認清自己不可。大字報把你種種細微異端呈出,高倍放大,放大中的失真和變形使它成了另一種品格。「認不清」的那種混沌的甜蜜,失去了。四面八方、鏡中變態的你的各個局部,那些全異的折影就是公認的你。醜陋,恐怖,你原本是這副模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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