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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我對他,相當好感。兩個星期後,他第一次請我吃午飯,後來是晚飯。後來晚飯桌上有了蠟燭。燭光使我們臉容和神態意味深長起來。

  不愛他。但這份不愛不是時時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愛。偶然地,我會刺激一種親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們不相愛」這個現實時,我對他忽然愛戀起來。

  這樣:我們裝訂完了三十本書稿。忘了告訴你,這是他的辦公室,窗外有湖,湖上來的風帶形狀帶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電腦擱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餘光能納入一點湖色;或者說,湖色太亮時,便會入侵他的眼睛。寫字臺很大,拐個彎,是系主任該有的那種淩駕之勢。它的對面有兩個沙發,給來談自己各種麻煩的系裡的教授坐的。還有我這類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塊幹了的三明治,給兩排牙齒軋成一個凹形,如同牙醫拓下的牙齒模型。清掃工推著車,一層樓一層樓地逼近。舒茨拿出酒來。

  我說:真驚訝,你還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說學校只是處處貼「不許抽煙」的警語。他說不僅準備了酒,他還去理了個發。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們的合作將有個成果。他誤認為我話裡有話,眼睛中的灰色變得湛藍。我看著他年輕起來的臉,皺紋和白髮都成了一種偽裝。他晃著酒杯,深紅液體一圈圈上升,就要從杯沿出來了,他停住,鼻尖湊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個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灑,感到自己還是湊興的。

  他說你以後會喝酒的。

  不,不緊張。

  可能有一點緊張,因為我急於知道事情在往哪裡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談起歌劇來,談兩個星期前看的那場《阿依達》。一些樂句開始出現在他的話裡。

  他說起它在大都會首演時,露絲·班姆頓(注:美國著名歌劇女演員,五十年代第一位在《阿依達》中扮女主角)的輝煌。我爸爸那麼狂愛音樂。在他十四歲時,主管音樂教育的神父對他說,孩子,放棄吧,你耳朵的音準很壞。

  從此入們見他狠狠顫動腮幫,那是他在內心奏樂,在內心奏得驚天動地。他在我媽媽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們的耳朵,常會上不沾大下不占地來大半個旋律。那是他內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納。

  他結束了第二杯酒。電梯上升的聲音響了許多。

  我心裡敬重這個人,感激他為我與妻子去婚姻調解處。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毀掉他的生態平衡。他是那種學者:可以把別人原創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並不去原創。他是以別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對一切無所求時悄悄上升,成為愛。在他和我為一個概念爭執的時候,或許,在許多人在場時他淡淡地隔著人叢向我一領頜,有一種骨血親情才有的淡泊。我在類似的時刻會意識到我們間頗美好的內心往來。我總是在系裡每週四十五分鐘的教學會上,遠遠地,讓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樓的學生教師撤光了,清潔工推著工具車一層樓一層樓地上來,我競讓舒茨找見了我的眼睛並讓他許久地掌握著它們。這是不意中闖下的禍。根本不應該接過酒杯。在他打開腳邊的櫃門,一摞文件坍塌出來,他的手搆出這瓶一九八八年的紅葡萄灑的當口,就該道個別。

  倒不是特別怕闖禍的後果。車窗把小站上的燈光甩人,田野裡稻子成熟的味道從窗縫進入。我倒不特別怕,也不懂該怕什麼。我們恐懼著我們所嚮往的。我們不是怕刀,是怕我們心底下以刀去傷人或自傷的秘密嚮往。恐高病不是恐高,是恐俱我們天生具有而從不被認識的墮落欲望。或讓別人去墮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澗裡投一塊石頭,聽著那墜落的經過,最終聽見一個象徵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墜進湍急的澗溪。你感到釋然和緩解。不知哪兒來的一陣興奮,一股壓力,讓我急於知道事情會不會被惹大。我見車窗外的白光浪濤一樣打在他臉上。那是我信賴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愛慕他,這不是十一歲的女孩子可以選擇的。

  燈光把全部的陰影塑出來,眼眶的兩個洞窟,顴骨下的空蕩,微突的牙床。一個人經過死亡的形狀塑出來了。

  我推脫。酒杯很玄地在我們的掙扎中傾過來傾過去,他一把取締它,擱在身後的辦公桌上。人們第二天會看見銀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紅痕跡。他發出「嗯?嗯?」的輕柔誘導聲,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結束在清潔工走進來之前。我穿著及腳面的長裙,裙裾拂下來,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後取下衣帽鉤上的大衣和圍巾,我突然決定不與他同路。

  這之後的同路會一塌糊塗。我急匆匆走過處處有煙頭灼眼的走廊地毯,走過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態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燈中發出回聲,他喊著我的名字追來。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圍脖。

  電梯裡走出推車的清潔工。車輪子轟轟地輾過地毯,小夥子哼著永遠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問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鍵鈕,電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這個一百多年歷史的學校有個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門打開得特別慢,這樣「刷……」一下。我們都不說話了:電梯門外是個昏暗迷亂的巨大場地,堆著許多年許多年的垃圾,層層疊疊的殘疾課椅。我們都沒想到這幢樓會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倆才想起捺鍵鈕,讓電梯載我們回升。

  如果時間到了請打斷我。

  已經過了?……

  你太體諒了。

  好的,我一定。

  差點忘記——你讓我記下的心裡閃過的念頭。不全。

  我畫得很糟。

  我是你今天最後一個訪者嗎?

  我得告訴你這件事了,它是我父親,賀叔叔,我,我母親,我們生活中標著最醒目記號的事。就是那個耳光。

  我或許已經提到過,或許沒有。

  我印象中,我父親和賀叔叔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朋友。

  離不開是他們友情的根本。比「好」、「親密」要深沉得多,類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從達爾文進化論派的心理學觀點來看,人和一切生物間的依存關係,是相互的開發利用、相互投資,一切生命間被視為價值的,是可開發可投資的潛能。友情和愛情,都是以開發和投資為主導的。

  你們都知道中國大陸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發生了什麼。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無前例」「無產階級」。

  沒有目睹的人想像它是個巨型卡通片,億萬人的動作,行走,揮拳頭都特徵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來由和邏輯。

  既然你們大致瞭解文革中的中國人幹了些什麼,我就不多介紹。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兩個細部,給你看是個傍晚,很好的一個傍晚。初夏的風哆嗦著白楊葉片。批鬥會的標語從一棵楊樹牽到另一棵楊樹上,組成一個排樓狀。賀一騎三個字被縛在紅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場景就是這樣。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動作家」。

  批判會場是木板搭成的臨時舞臺,沒人可鬥時它也不荒著,十五六歲或五六十歲的紅衛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這樣一個舞臺。這樣高高架在「藝術家協會」紅磚大樓的門口。賀叔叔胸前垂吊著有他名字的木牌,長久的鞠躬。被他領導過的藝術家們一個個上臺去,朗讀講稿,不斷伸出食指,措向舞臺中央的賀叔叔。賀叔叔仍是他幾年前在朗誦會上的那身海軍藍,鈕扣丟了兩顆,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塗黑一片。乾淨筆直的頭路沒了。

  就是一半留發,一半剃禿。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觀眾。常常是觀眾。看歌舞,看演說,看人兌換毛主席像章。飛機製造廠停工,有足夠的鋁去鑄像章,越鑄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現在看著賀叔叔僅剩的頭髮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個陌生者、他忽然看見了觀眾中的十五歲少女。是我。他不知道這少女該不該來觀看。他還想對她笑一下,表示他並不和人們一般見識。不那麼大不了。他沒能做到,給我看到的是那滿腹委屈滿心屈辱。他沒看見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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