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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所有的人都別無選擇,非得去看那個乳房不可。我忽然看見賀叔叔也在人群中。他是一路找我找到這人群裡來的。他闖入時只感到人群靜得驚心動魄,同時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麗故事。他一眼就看明自盛著女乞丐的木盆是什麼木料。那是一隻桃木浴盆,作出鄉村豪紳家的少奶奶氣質。它給用了七八十年了,經常給桐油細細油過,盆發著暗暗如肉體的潤澤。女乞丐袍著嬰兒,從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來。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人群裡的誰在負責傳播這個故事,人們聽著。呢喃唏噓地贊同。反正賀叔叔走到最裡面時已求索到故事頭尾。故事是沒有得到女乞丐校對的,尤其那有關她的豪紳背景,那個被槍決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為零的祖產故事說她嫁不出去,沒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裡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結束在木盆的價錢上。她的惟一嫁妝,價錢是三十五斤糧票。

  糧票。和這兒的減價券完全兩碼事。糧票是你存活的許可。它限定每個人的佔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欲,限定人的居住範圍和活動半徑。必須得到上海市當局發的每月二十八斤糧票,一個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產,有錢,但你可以照樣挨餓;沒有糧票,一切物質對你的肌體都是無機的。因此沒人買得起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著一條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乳房其實已經幹凋,嬰兒正在遺棄它從沉睡直接進入昏迷。

  我猛見賀叔叔站在我對面時,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個山芋面餅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崇地消失了。把憐憫攤開在眾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這樣露著一個乳房的女乞丐,憐愛和那個乳房便有了種聯繫。

  我的目光始終不離開這只乳房。我幾乎忘記它從哪兒來。它和眼前的圖景有哪種關聯,卻是一陣為它而生髮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對當時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麼東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體驗它被我自己的身體負承起來的分量,一種偉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體驗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滿足。

  女乞丐不自覺地向前送著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後仰的彎曲。那不自覺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來這個形象蝕在我的記憶裡,越來越深。十一歲是不該去對女乞丐的乳房發生崇拜和驚羨的。賀叔叔看見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聲。我看看他,從他擔憂和困惑的眼神裡,我知道自己是荒謬的。我們同時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個感覺在我心裡映動一下。賀叔叔的手托住這乳房。就是那只走起路來不甩動的手,它之所以不甩動是因為它有一個使命;手和這只乳房,它們有個秘密的關係。

  賀叔叔又叫我一聲,皺起眉露出父親式的焦灼。他說,你可把人找苦了小夥子!他走過小小的空場地,走過木盆和山節餅,一時間把人們視線的瞄準弄亂了。他拉起我一條手臂,說:有什麼好看,車在那邊等咱們呢!仿佛他自己也沒意料到的一個動作,他隨便從口袋掏出一個小紙團兒,投在那只木盆裡。兩張二十斤的糧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後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賀叔叔沒理她,臉上有淺度的噁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聽到了。他不想那麼公然地做她「大哥」。本來那點兒不經意的體己,全讓她賣弄出去。他還怕她會叫著叫著上來拉他,獻出一隻美麗的潔白乳房。我想賀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見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人。一邊看一邊從貼身口袋掏出所有糧票。兩張小紙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團著,在指縫間撚揉,心病似的愈結愈緊。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婦人;似乎有一絲兒私情是他不願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暖昧的私情,他們正受折磨,卻不能承認。

  賀叔叔拉著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車裡。我一直找不著賀叔叔的眼睛,車內是暗的。我叫了他一聲,他回轉瞼表示答應我,可我仍找不著他的眼睛。按說是哀哀的,按說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個人不給你看到他眼睛的時候,不管他怎樣把整個面容給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幾年後那些批鬥會上,賀叔叔罪人一樣由衷地低下頭。人們把他的頭髮向後扯起,想讓台下所有喊「打倒賀一騎」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們看見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卻看不見他的眼睛。那個時刻,只有一霎,十五歲的我看見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個人看見了,是他給我看的。他只給我一個人看那裡面的委曲、狂怒,那令他瘋癲的自尊的劇痛。他只允許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紅衛兵。

  不是壞人,就是和我當時的年齡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來歲。

  參加過,後來退出了。我發現一篇很長的批評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個字,就退出了。重複性太高,多枯燥。

  離開火車站以後,我沒有再見賀叔叔,直到秋天。他還是照原樣揉揉我的頭髮。我們還像原先那樣親熟。整個的來往中,卻有了一截省略。

  我從來不能確定那一夜存在過。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擺設好了,在快入夜的時候,說他有三五句話必須和我談。我們都給系裡那架愚蠢的老複印機延誤到那個鐘點。十一點,四百頁書稿釘成冊。就是他和我合作了兩年的那本書,《中國當代文學語言的非流通性》。

  沒有告訴你過嗎?

  沒關係,你需要記的事太多了。

  在專注於這本書寫作的時間內,我和舒茨成了我倆私人關係的局外人。他不甘心這樣,有時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為什麼。我以為最希望的就是這樣相安無事,偶然約會,許多事情不去深究。這好像應該是七十歲的男人和四十五歲的女人之間最明智的關係。你知道他妻子還在挽救他們的婚姻。有次來了個中國運動員的參觀訪問團,酒會上挽臂走進來的老夫婦,就是舒茨和妻子。我立刻喜歡上了這個盤起灰色髮辮的女人。她有著和丈夫一模一樣的顧盼和微笑,一模一樣端盤子、持餐具的手勢,完全相仿的方式扮個鬼瞼。她同舒茨被同一種生態環境演化,成了絕好的一副對稱體。長久的廝磨和摸索,兩副天性如七巧板那祥一點點淘汰誤差,一點點拼對如整體。非得怎樣甘願被埋沒的女子,才能與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給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圖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無,卻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給予精確補救。她輕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葉,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隻紙杯,替他換一塊乾淨餐巾,自如與協調,幾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糾正,他們完全不知道那種滑稽的一體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調解處,已有一年了。

  一個女人已經溶解在他生命裡,他怎麼會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達爾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達爾文那裡,是甜美的。在舒茨那裡,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決定它是苦的。

  對,是我出現的那一天。他這樣說的。

  我們的面談延長了三小時,就是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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