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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

　　他拉喬怡在一張長椅上坐下。

　　「什麼事？」喬怡問。

　　「是啊，我說不知道什麼事，我怎麼答應你？」黎副團長點燃一根煙，「可是他偏要我答應才肯說。」

　　「你就答應吧……」

　　黎副團長淡淡一笑！「當然，我的心不比你硬。我們在一塊工作十來年，他是個好人。誠然，許多觀點他和我一直有分歧，但他的品質是無可挑剔的。我猜想，他無非是讓我替他去領導那說說情，讓他回到部隊來，隨便幹點什麼，哪怕收發報紙、掃掃院子，他都樂意。他說：早晚不聽號音，白天黑夜都不分了……我完全能體會他的心情。沒想到他話一出口倒使我意外……他說等出了院就回老家，不再來了。部隊有了那麼多年輕有為的幹部，要一個各方面水平都低的老頭兒幹嗎？」

　　喬怡聽此不禁心裡一酸。

　　「他說他不會再來麻煩組織了。」黎副團長接道，「我問，那你讓我答應你什麼請求呢？他停了好大一會，說：讓達婭留下吧，留給部隊。我說：你身邊沒個孩子怎麼行？他火了：你看不上這孩子嗎？她將來肯定是個出色的文工團員！」

　　「你怎麼回答他？」喬怡問。

　　「正好明年春天團裡要招一批十一二歲的小學員，我看達婭條件滿夠，只要老徐捨得，我有什麼可說的。」

　　「那……徐教導員老來更寂寞了。」

　　「我也這麼說。他笑笑，又歎了一口氣說，達婭交給部隊，他最後的心願就了了。」

　　喬怡一驚，仿佛這話含有不詳的預示，「他知道自己的病情？」

　　「也許吧……人老了，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會診仍在進行。黎副團長上午還要忙團裡的事，先走了。萍萍換了衣服下來，急匆匆道：「我得去跑跑曉舟的工作。」

　　這兩天，她跑了四五個文藝團體，標準被迫一級級降低。前天在省樂團碰了個硬釘子，那裡的頭兒說上海音樂學院將有十個名額的應屆畢業生分配到此，他們一律不接收其他途徑來的人了。昨天她又在省歌舞團碰了個軟釘子，說是他們今後不打算發展西洋樂，如果不是大提琴而是大革胡，興許可以考慮。接著是市歌劇團，他們正拼命提高票房價值，那位團長倒反問萍萍可否推薦一名會拳腳的女演員，他們最近排練的歌劇，主角是一位女俠，如果能薦出這一角兒，他們可以考慮將大提琴「搭進去」。那位團長苦笑著說：「這不是幾年前啦，外國電影擠得我們快討飯啦……」末了，蒙他指點，勸萍萍再到曲藝團問問。　　一

　　喬怡看著萍萍那不靈便的身子：「曉舟怎麼放心你到處瞎跑，他一個男人倒坐等其成？」

　　「他不知道。我想跑成了再告訴他，讓他驚喜一下。既然他離不開那把該死的琴，我就成全他吧。這兩天，他沒琴可拉，連話都懶得說，一下子老了十多歲似的……」萍萍噓了一口氣。

　　「可你也不能不顧死活呀，光擠汽車就夠要你命了……」

　　她顧不上聽喬怡把話說完就走了。邊走邊回頭擠眼笑道：「求人的事，女的比男的效率高，你懂不懂？」

　　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萍萍和曉舟的幸福或許是由多種不幸因素合成的。

　　喬怡來到徐教導員的病床前，大約各種各樣的檢查折騰得他心力交瘁，他已睡著了。一個女護士輕聲告誡她：現在是非探視時間，病房一律不留人。顯然達婭就是被這位極其負責的姑娘攆走的。

　　「我只呆一小會兒，……我從外地來，明天就要走，恐怕沒機會再來看他了。」

　　「二十分鐘。別讓護士長看見，不然要扣我的分了。」

　　喬怡躡手躡腳地坐在床邊的方凳上。徐教導員躺在被子裡，被子仍顯得空癟癟的。窗外是難得的好太陽，但被搖來搖去的樹影遮掩，使徐教導員的臉忽明忽暗。

　　他瘦了、老了，不，是更瘦更老了。他或許再也喊不出那種金屬音色的口令了，他或許再也走不出以往那標準的步伐了，他或許再也不能領著鼓動組超過急行軍的大部隊，佔領一塊坡地說唱了。但他床下那雙洗白了的毛了邊的軍用膠鞋，鞋帶系得整整齊齊！衣帽挎包掛得那麼有條理，仿佛這不是病房而是營房，仿佛一聲緊急集合哨他還會戎裝整齊地第一個到位。難怪啊，軍旅生活幾乎是他的全部閱歷，統治著他的意識和下意識……

　　記得楊燹被專案組帶走後，喬怡心如槁灰，她遞交了復員申請。徐教導員不解地打量著她：「怎麼，部隊不好？」

　　喬怡把玩著軍帽，搖搖頭。

　　「那麼為什麼要走？」他傷感地問。

　　「部隊……哦不，是我不適合留在部隊！」

　　「不適合？」

　　「對。因為我和別人不一樣。我想和別人一樣，但事實證明不行。」

　　徐教導員苦笑著搖搖頭：「你這孩子，可真麻煩。那些爛七八糟的書你讀得太多啦！」

　　喬怡聲明那些書並非「爛七八糟」，全是世界名著，人類知識的結晶。

　　「所以你總是有些怪念頭……換了我，我一輩子也不離開部隊，打都不走！你家裡對你的影響太大，你該從思想上與他們劃清界限才對。」

　　喬怡又聲明復員並非是那個家庭對她有什麼吸引力。雖然那幢小樓又回到主人名下，但兒時臆想的童話世界早已蕩然無存。父母變得更加卑瑣和小心，他們對生活只求安寧，不求享樂。少了那個大吵大嚷的外婆，小樓靜得讓人發怵。喬怡每次探親總是提前歸隊，她感到家裡與外部世界的溫差起碼有十度。當全家圍著那個舊紅木八仙桌，用那些笨重的銀質餐具吃飯時，喬怡偶爾對社會發幾句豁邊的議論，父母都會向她豎起食指：「噓——解放軍不能瞎講的。」，兩個哥哥也會象受了驚嚇似的頻頻眨眼。一個貧血的家庭；一個害過敏症的家庭；一個可憐巴巴的家庭——喬怡在心裡對自已的家庭批判道。他們有文化，有相當高的文化，伹同樣禁錮自已的思維。喬怡渴望的，是思維的自由。

　　「思維自由？」徐教導員偏過臉，吃不透這又是什麼怪念頭。

　　「對，部隊是沒有這種自由的。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沒有統一的指揮，沒有組織紀律是不行的。」

　　「依你說應該怎麼著？！」

　　看得出徐教導員已被她這些話惹火了。

　　喬怡答道：「我不能怎麼著。所以我要求走。」

　　「就這麼留不住？」

　　「對。」

　　「假如我非留你不可呢？」

　　「但願你尊重個人意志……」

　　沒想到徐教導員在桌上猛擊一掌，又亮出金屬嗓音：「部隊，就不能有那麼多個人意志！」

　　喬怡渾身一哆嗦。她告辭了，一邊戴上軍帽。「回來，你的帽子怎麼戴的？」他問。

　　喬怡慌忙摸了摸——沒錯。

　　「太靠前。」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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