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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我掛了電話就換衣服,換鞋子。一面飛快地想著父親的一個姓劉的學生。那個學生的父親在汪偽政府裡做部長,不是教育部長就是司法部長。我打開皮鞋匠縫補過的小皮包,我發現裡面的錢只夠乘黃包車。我教鋼琴課的課時費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凱瑟琳跟著我亂轉,問是不是傑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講什麼?什麼也講不清。我愣頭愣腦地問:你還有多少錢?

  做啥?凱瑟琳用應付查帳的警覺口氣說。

  沒啥。我沒車錢了,給兩個車錢來,馬上還你。

  她轉身就走。我等著她給我拿錢來,卻等來一本賬,她指著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數字:喏,艾先生的錢我沒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你看看好了。

  我剛要說我一點都不懷疑她的廉潔,她嘩啦嘩啦說起世道如何壞透了,昨天顧媽出去買小菜,鈔票在手裡捏得緊緊的還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壞了,拿到攤頭上去修,結果攤頭和皮鞋通通沒有了,電燈泡買回來了只用了兩天,蹩掉了!……

  我從櫃子裡抓出兩條長裙子,都是最香豔肉感那種,放在一張舊報紙裡一裹,沖出門去。

  這是下午五點多鐘。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陽又熱又黏,走了一會就覺得一身的不潔不爽。我們這一帶的幾家寄賣行都讓陸續登陸的猶太難民慣出了毛病,知道無論他們把價壓得多低對方都會出手。已經傾家蕩產的難民們為全家人吃一頓猶太新年大餐,寧可賣掉他們賴以過冬的毛皮大衣。他們就這樣在上海精明的寄賣商手裡一步步傾家蕩產,走向赤貧,穿起了國際紅十字會捐糧的麵粉口袋的。

  寄賣行的店員對著光仔細查看這條太平洋彼岸來的三手貨。晚禮服是杏紅色,前面兩個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檳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還可以,在這樣的查看下,太丟人了,我都為它們抬不起頭。

  這種東西我們賣不出去的。店員說,喏,這條裙子我們到現在都沒賣出去。他指著一件象牙色太陽裙,質地精良,也沒有那麼多點點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標價,也不過幾趟黃包車車費。

  另一條裙子讓我連打開的勇氣也沒有。看看表,已經六點出頭,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櫃檯上,請他隨便給我幾塊錢,我有急事。

  我拿著錢便走。店員在後面叫我,忘記你的衣裳了。我轉身謝謝他,請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實在太急了。

  連黃包車夫都給我嚇了一跳,問我:小姐儂做啥?因為我一句話沒有就從人行道沖到馬路上,連蹦帶跳已經乘在他車上了。

  我按照打聽到的地址來到父親的這個學生的家——一所在楊浦區的兩層樓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時,但等人花了兩個鐘頭。我父親的這個學生叫什麼我已經忘了。就叫他小劉好了。小劉的父親對我父親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馬上答應見我。劉部長讓了座請了茶,自己踱著方步來到黑色大辦公桌後面,站在那裡剪雪茄,打火,點煙。他身後轉椅是黑色牛皮的,釘出一個鼓囊一個鼓囊。然後他坐下來,開始聽我講述。我告訴他我的猶太難民「未婚夫」傑克布和日本人如何發生了一場「誤會」。部長絲毫不動聲色,一看就知道我說的對於他不是新聞。我說作為一個在異國寄居過的人,我自己完全能體會猶太難民的不安全感。怎麼會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國,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中國人都是被排斥被驅趕被迫害被殘殺的。

  我忘了對面坐的是個溫文爾雅的漢奸,什麼都忘了,講述起我祖父的故事來。我祖父乘坐著蒸汽船靠近美國西海岸(就從我和傑克布常常攀登的燈塔礁旁邊駛過),停靠在舊金山東海灣的港口。還沒站穩腳,就被消防水龍頭噴射的水柱擊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壓水柱劈頭蓋臉而來,紅色的高錳酸鉀水柱把從大洋彼岸來的瘦小的中國佬沖得像決堤洪流中的魚。襤褸的衣服被水注撕爛,從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軀體上剝下來。那是什麼樣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紅色高錳酸鉀液體活剝了人的衣服和體面。在異國做寄居客,就是從這裡開始。從此他們就知道自己會被人家當成永遠的異己。他們誰也不相信。就像猶太難民在上海,他們誰也不相信。一群淒淒惶惶的人,風聲不妙他們能幹什麼?當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壞的打算,同時也垂死地爭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漢奸還下賤。我對著部長垂淚,又對著他巧笑。部長問起我父親,我心想,他正是為了不當你這樣的人,不遠萬里去過六個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頓飯的日子了。

  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傑克布的美國公民身份,否則他就會直接從監獄去集中營。天色在部長身後暗了,我還在講啊講。「啪」的一聲,辦公桌一側的檯燈亮了,照亮了部長左邊的腮幫。那腮幫細膩如膏脂,鬆弛得如同上歲數的女人乳房。我再求偷生者幫著傑克布偷生。保存下來的最終就是一點皮肉。我突然沒勁了,低下頭。

  部長說了什麼,我一個字也聽不進去。等我被小劉送出大門,我才開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長的承諾,部長是否答應了我去幫著傑克布偷生。

  然後我又跳上一輛黃包車東去。

  進了溫家的門廳,就聽見小客廳裡的洗牌聲,自從我電話裡通報世海健在的消息,溫太太斷了很久的搓牌聲響又續上了。溫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給徹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開出了一局。

  溫太太一看見我就從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來:阿玫來啦?然後向門外叫道:菲利浦,阿玫來哉!

  菲利浦是從不跟他夫人的女友們一同玩兒牌的。他這時在大客廳裡跟大兒子說話,一張梅蘭芳的《貴妃醉酒》在留聲機上轉出醇美的聲音。菲利浦聽音樂和他收藏東西一樣,生冷不忌,什麼都愛,也什麼都無所謂。溫太太把我領進大客廳,嘴裡對我一口一個謝字,粗粗的腰身還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讓失蹤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對世海施了還陽術。

  溫太太看著我在客廳裡落座,就蹬著一雙先裹後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廚子起來給我燒兩碗點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軍事、商業有染的濁物,所以我一開口講到世海如何跟我見面,他便起身,兩手插在褲袋裡走了。

  大家倒是給我行了個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浦單獨談話。我用英文把傑克布·艾得勒的事告訴了菲利浦。我的話從來沒有如此的經濟有效。菲利浦等我的句號一吐出口便說:這種事只有鈔票和女人能派用場了。

  趁溫太太沒回來,他說他的燃氣公司也失蹤了一個人,姓羅恩伯格,他和這位艾得勒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證實了他的判斷。他倆和其他三個猶太人通過秘密途徑得知「終極解決方案」已經進入了具體部署,兩萬多在上海的猶太難民將會在「移民滿洲」的謊言掩護下被驅趕上船。當下的爭執焦點是這些將在公海沉沒的船隻由誰來投資——既然希特勒不放過納粹魔掌下餘生的猶太難民,那麼「終極解決」的巨額耗資就不該由日本負擔。

  看得出來,菲利浦很矛盾,他一張平展如蠟像的臉上一點都不動容,但心裡卻煩得厲害。這煩也有一分是沖我來的,我一個女人,年紀也不算太輕了,當嫁不嫁,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來做做。世海活轉來,他為父的卻後怕得要死,立刻想回歸本分,養尊處優地做個老好上海人,因為做中國人顯得太政治化,並且做中國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樣不可,顧不過來,不如做上海人識時務合時宜,為一個亡了國家保存一份個體實力,未必不是一個大境界。再說,他儘管和十六鋪碼頭的行幫有世交淵源,十六鋪的人情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鬥還的。這樣的財力他也不具備。另外,他善於利用行幫間盤根錯節的對立——協調關係,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占了,誰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倆是否還行得通,行不通的話,是不是會有惡果,一個老婆兩個兒子,他現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別少了一塊心頭肉。

  我們都聽著梅蘭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楊玉環知道幾年後有條白綾子在馬嵬坡等她,她就該花也好草也好地數數自己的福分了。

  溫太太吩咐了點心回來,往丈夫對面的沙發上一坐,問我世海胖了還是瘦了。這一句話她在電話上已經盤問我好幾次,我說壯實多了。那是個用胖來誇獎人的時代。

  這個討債鬼,她又哭哭啼啼起來。養小人一點意思都沒有。就是前世裡欠他們,今世來還債的。他要到抗戰勝利再回來?抗戰不勝利就勿要爺娘了?儂去告訴伊:用不著回來了,抗戰勝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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