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嚴歌苓 > 本色陳沖 | 上頁 下頁
四十


  劇本中有這樣兩行對話——

  問:「這個喬伊是什麼人?」

  答:「她是本州最美麗的女人。」

  陳沖此時面臨的挑戰是能否演出這個「美」。得承認比她美的女子大有人在。她要演出比容貌更重要的美:美人的心理狀態,美人的處世哲學,美人的姿態和神情。

  陳沖在《雙峰》中的角色並不重,她卻從來沒有「混」過戲。尤其和一個天賦極好,又極其用功的導演合作,她對自己僅有的幾句臺詞總是反復掂量,有時一句臺詞就夠她推敲出十來種講法,不順口的詞,她便自己調色打磨。

  大衛林區對陳沖在表演上的探索是完全洞察的。這個每天要在一家固定的咖啡鋪消磨一個早晨,一口氣灌進七八杯咖啡的導演總是在一張餐巾紙上寫滿他的創作構想。他往往懂得每個演員的試圖,他往往在你試圖達到一種高度卻又力不能及時助你一把。

  陳沖對人不止一次地說:「可貴的就是他懂得我在朝哪個方向探索,探索什麼,然後他幫我完成這個探索。似乎他比我更清楚我想演到什麼程度。」

  《雙峰》中,陳沖以一個不重大的角色給觀眾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喬伊是個絕難混同於任何美國銀幕形象的人物。她令人愛、恨、憐、懼;她以她極有限的出場展現了她的多側面的人格。

  「這個角色跟我本人的性格相差十萬八千里。」陳沖在《雙峰》獲得轟動效應時說道:「她所做的事,她的行為,我這輩子都不可能去做。甚至不能想像。幸運的是,我也不必去做那些事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我不同意她的行為準則,但我仍愛她。演員應該有一種寬大為懷的懂得;懂得善善惡惡都是人性。不能夠用日常生活中的是非準繩去衡量你演的角色,那樣會使角色限在很幼稚的『好人·壞人』格局裡。做一個演員,你必須深入到角色內心深處,站在她(他)的角度,為她(他)的行為找到情有可原之處。這樣,你才能夠演出人性;你不對這或善或惡的人性做審判,審判權留給觀眾。因此,我從頭到尾都不認為喬伊是個壞女人。從扮演角色,到做人,我感到自己有了越來越廣闊的懂得。懂得不是同情,也不是譴責,懂得是『允許存在』——不管它與我多麼相悖,都應該允許存在。藝術不是美德教育,不是勸善事業。講到這裡,我想起一個有關觀世音的故事:一個小男孩對觀音控訴他父親,說父親怎樣鞭打他、虐待他,讓他活不下去。他請求觀音替他復仇,去殺那個暴虐的父親。觀音說:『不,我不能夠殺戮;我從不殺戮。不過你若去殺你的父親,我是理解的。』報復和殘殺是和觀音的本性徹底相悖的,而觀音具有這樣廣闊的懂得,對男孩的行為有徹底的體諒。演員也需要如此廣闊的對於人性的懂得。」

  記者們對陳沖的這番見識感到驚訝,並十分含蓄地表示了讚賞。他們歸納:「這就是喬伊這個小角色之所以不同凡響的緣由。」

  幾年過去了,人們仍談起《雙峰》,仍談起乖戾美貌的喬伊以及她的扮演者陳沖。

  「想去臺灣拍片嗎?」

  「想啊!」陳沖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此的發問。

  如果問為什麼,她會被問住。為什麼,她不完全答得出。陳沖生活中,不少「為什麼」都是所答非所問地被答覆了。說她情緒化,心血來潮,她都笑笑,表示認帳。

  也許是因為對臺灣好奇。同是中國人,又不同的中國人,用陳沖自己的話說:「像一些從來撈不著見面的親戚:特別想見,又有點怕見。」

  也許是想在另一片中國國土上找一點寵愛、關懷和欣賞。也許只是像她自己說的:「出國這麼多年,一直用美語演戲;轉回頭用中文談臺詞,大概會覺得好新鮮?」

  陳沖的想去臺灣拍片的願望一直因為種種緣故而不能實現。

  首先是忙。《末代皇帝》之後,不喜歡社交的她開始收到各個國家重要人物的邀請。英國王子查爾斯和黛安娜公主邀請她和尊龍共進晚餐。另一次是接受法國前總理蓬皮杜夫人的邀請,去巴黎午宴。儘管這樣的活動本身並不占去太多時間,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是頗耗時的。歐洲社會對服飾和場合的相符非常重視,穿戴不僅體現一個人的教養、身份,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對主人的尊敬。因此陳沖必須花相當的時間訂服飾和修飾髮型。再就是這類活動總是會惹來大群大群的媒體,她必須做言詞準備。

  《末代皇帝》在世界各國公映一年之後,陳沖仍不斷隨劇組周遊列國,做宣傳和演說。有時她失去耐心,對好萊塢這套「公關」策略牢騷滿腹:「沒完沒了?!……時間和生命都花在這種事情上(宣傳和接觸媒體),哪裡還剩下多少時間讓我去創作新角色!……影片和角色本身好,不用宣傳;它們本身糟,宣傳也沒用!」她在給一個友人的信中如此發著脾氣。

  最主要的障礙是陳沖的身份。在她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期間,她曾在香港主演的一部影片《惡男》竟被臺灣當局拒絕在台上映。所以直到陳沖拿到美國護照,她與臺灣演藝界的合作才開始列入正式計劃。

  台視籌拍的四十集連續劇《隨風而逝》的拍攝過程僅僅兩個月,對陳沖來說,是一次很重要的經驗。她向新聞界,也向朋友們談到自己的苦惱:她所不具有的「兩栖性」——西方的表演訓練使她一下子無法適應中國的表演要求,常覺得「橫也不好,豎也不對」。這次實驗性的合作讓她想到,她需要一位中文臺詞教練,她越來越感到自己與中國語言的生分了。

  就這樣,陳沖大洋彼岸、此岸,從一個外景地到另一個外景地,從來都是讓拍攝計劃把自己的生活填塞得過分地滿。否則,「清晨醒來,空虛非常厲害。……在這種時候,黑白的Fax,和電話裡失真的聲音都不管用。」陳沖把自己心裡最真實的感覺寫信告訴親近的朋友:「什麼時候我們能坐在一起縫自己喜歡的裙子?……」

  從臺灣又飛往澳大利亞、泰國,直接進入了另一部電影《龜灘》的拍攝。陳沖已弄不清是自己讓生活如此之忙,還是生活在讓自己忙。

  忙,似乎是忘淡她情感上的欠缺,可有時她發現越忙她便越發地感到這份欠缺。

  來到《龜灘》攝製組外景地時,她獨身一人,其他人員已先她到達了。旅館很高檔,空蕩蕩的大廳,鞋跟踏上去的聲音更顯出它懾人的空寂。

  服務人員告訴陳沖,她訂的那間房還住有客人,得等一兩個小時才空得出來。

  陳沖問:「我能先打個電話嗎?」

  服務生弄清她要打的是國際長途,歉意地笑笑說:「不行,請你還是等進了你自己的房間再打。」他的意思是電話賬將難以結算。

  陳沖最怕這類等待,它使她茫然、倀然,使她有種無所歸屬的感覺。往往,這感覺一冒頭,她便抓起電話向自己在上海的親人,或向在美國的友人傾訴一通。有些朋友擔心她巨額的電話賬單,總提醒她:「好了好了!吃力地到處拍片,別都花在電話上了!」

  「不要緊的!……」她想告訴朋友,獨自「闖碼頭」,異鄉異客的無著落感,似乎非得有熟悉的聲音才能讓她定下神。

  然而朋友和親人都為她著想,急匆匆結束談話。

  她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不要擔心我的電話賬單,我在這個萬里迢迢的國度工作,我必須花一半的錢在自己的「心」上,……聽聽我熟悉的聲音,對我是一大安慰,感到自己還與你們同在……

  她還在信中剖析自己:

  我是條變色龍,很快就失去了我自己的色彩,變得跟這兒的泥土一個顏色。用粗俗的外表和態度來保護自己,來避免內心的觸動:這兒沒有人知道我是個那麼渴望溫情的情種,也沒有人知道我有時也看很高雅的書。他們眼中,我是個「大笑姑婆」,喜歡吃,講跟他們一樣的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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