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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將西越太平洋的美國聯航的機艙裡坐著陳沖。她倚窗往陸地看去，洛杉磯的花園、小房變得密匝匝的，被縱橫的公路割成網絡。飛機在上升、上升，這塊新大陸朦朧起來。她想她在這塊陸地上開創了什麼收穫了什麼，帶走什麼又撇下什麼。在漸漸遠去的那塊陸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淚水，有她成摞成摞讀完的課本和寫完的作業，有她剛剛上坡的事業，有那輛老馬般的忠實、老馬般識途的汽車——在通向好萊塢的路上，它曾載著她的希望去，載著她的失望歸。還有那位剛剛認識的、誠篤熱情的柳青。

　　柳青說他將會看她「起飛」。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約不知她真正的心思。當她對他說：「我要回國了，我們私奔吧！」她心裡被一個不很明顯的念頭鼓舞著：這回回去，也許不再回來了。這個念頭並不被她的理性認同，但它存在著，並顯示著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決定回國的一刻，她心裡有種墜入溫床般的舒適。陳沖喜歡一切舊東西，她覺得舊的東西上留有人跡，留著人情味。一些她用舊的東西，她總是隨身帶著，有時拿出來，對它們發愣或傻笑一會兒。因此她也無可救藥地留戀自己的舊生活。外婆臥室裡的舊書味，媽媽衣櫥裡的樟腦味。還有，那不用睜眼就能抵達的舊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個街道工廠，再就是一部傳呼電話，她仰頸子朝樓上喊：「閔安琪！……」

　　這些個「舊」幾乎使此刻機窗畔的陳沖戰慄。

　　在決定回國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對這份不息的奮鬥夠了。實在是疲憊：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會兒，總被一陣類似犯罪的感覺驚起——還有書沒讀，還有功課未完成，考試在一分一秒緊逼過來。她在學校的功課百分之九十是優等分數，她的英文寫作被教授評價為：「高於一般美國學生」。那又怎麼樣？她在好萊塢不再是那個「不知哪來的，不知是誰」的ChenChong；她的事業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這四年多，天曉得，她對得住自己的時間太少了。她對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陳沖的字典中漸成了貶意：你舒服，就證明你沒再學進任何新東西。她捺著自己的脖子去學習、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學說英語。終於講一口美國人標準、漂亮、見學問的英語了，用她那為漢語的咬文嚼字而發展成型的口腔與聲帶肌肉。她的人為己達到了自然，要在好萊塢正式、隆重地登場，她一切都齊備了——

　　那又怎樣呢？

　　她終於踏上了歸途。

　　陳沖沒想到回歸後發生的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關。她所持的中國身份和護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煩。沒完投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煩躁起來，開始與這個海關官員爭吵。

　　「喂，你以為我會賴在香港？！」

　　「你沒有過境簽證，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員一再重複這句話，像一部壞了的錄音機。

　　陳沖冷笑：「為什麼他們（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簽證？」

　　官員：「因為他們持美國護照。」

　　陳沖：「美國護照進入中國的香港不必簽證？」

　　官員：「對。」

　　陳沖：「你們只是拒絕中國護照？」

　　官員更正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陳沖狠狠看著這個黃皮膚黑頭發的龍的傳人，這張犬類的鐵面無私的臉。

　　之後是扣留、審核，翻來覆去，鬧到半夜十二點，她才被允許去旅館休息。她本來只想經由香港轉火車去廣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煩惱和疲乏。到了廣州她便病倒了。

　　在廣州有預先安排的機場記者採訪和座談會。兩天下來，陳沖的咽炎惡化，幾乎到了欲呼無聲的地步。而與此同時，中央電視臺聽說陳沖的歸返，馬上安排她在春節晚會上與全國觀眾見面。陳沖欣然接受了邀請——四年多了，她怎麼也該向曾經的觀眾打個照面，拜個年。

　　陳沖的病在忙碌中加劇，卻又被興奮給忽略。到了上海，終於從醫生那兒來了「禁聲」的命令。她不可能從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話、一肚子故事要講。再說，到了與全國觀眾面對面的除夕晚會上，她總不能啞著拜年。

　　這個疼痛的喉嚨說出的幾句話卻給她帶來那麼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戶戶已聞知赴美的陳沖回來了，將與大家見面。於是電視機在年夜飯席間或席後打開了。

　　陳沖出現在銀屏上，微笑著說：「我在美國留學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屬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紅腰帶。現在中國有句時髦的話，叫恭喜發財……」

　　注意：這裡說到「現在中國」。還有一條「紅腰帶」。本來陳沖生性隨和，最怕隆重儀式，最怕自己弄出個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這更精彩的話要講，但她知道大年夜誰也不想聽「報告」。人們渴望人之常情，渴望親近家常。陳沖是在這種感悟下觸發了以上的幾句話。

　　不久出現於報端的批評使陳沖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長，五百字左右，口氣卻是不饒人的。

　　文章說：

　　在今年中央電視臺的除夕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陳沖和大家見面。我們都寄予了熱望。要看一看在美國留學的陳沖有什麼進步，將為我們表演些什麼。結果陳沖和大家見面了，並講了話。

　　她講的原話大致是：「我旅居美國四年，本來不打算回來，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屬牛的，我算了個卦，我有兩個禮拜的假，應該可以回來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條紅腰帶，現在中國有句時髦的話，叫恭喜發財……」聽後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開迷信味兒不談，陳沖去美國四年，竟叫我們是「中國」，她自己又算什麼呢？陳沖很年輕，這樣講話，使老年人聽了很難過。我認為這不能責怪陳沖，中央電視臺為什麼要安排這種講話呢？而且她的即席講話也與整個晚會氣氛有關。

　　除夕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觀眾不是平日一般觀眾，還有平常沒有工夫欣賞節目的人。有各行各業，有各種民族，有海外僑胞，甚至還有外國人。這次晚會不是給觀眾「團結、奮進、歡快」的感覺，而是令觀眾感到庸俗無聊。陳沖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嚴，說出那種話來，也就不奇怪了。

　　陳沖的幾句家常話，怎麼就使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難過」呢？似乎還有愛不愛國的涉嫌。看到這篇文章後，陳沖仔細回想自己在講話時的情緒：她的確激動，並由激動帶來少許的語無倫次。但她哪句話講得如此不得當、如此欠正確，引出人如此之嚴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沒有任何出格。「現在中國」與「紅腰帶」沒有任何傷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當下的同胞生活中顯得入流些，湊趣些。人們的個人生活剛剛與政治生活有所脫離，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視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諸如「發財」了。不是好事嗎？為什麼陳沖非得例外，非得氣宇軒昂地去唱「我愛你中國」的高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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