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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第八章

　　那個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這是我姨媽孟書娟和她的同學們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齡才一個月，是從家門口的紅薯地裡直接給拉進兵營，套上軍裝的。套上軍裝當天，他得到一把長槍，一條子彈帶，然後被拉到打穀場上，學了幾個刺殺動作，操練了幾個射擊姿勢，就被拉到了南京。他連一槍都沒有撈到放，因為長官說子彈太金貴，都留到戰場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戰場上也只撈到放幾槍，就掛了彩，整個大部隊投降的時候，他還不太明白他的軍旅生涯已經結束了，他十五歲的一條命，也差不多結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傷很重，挨了四刀，膝蓋後面的筋被紮斷了，因此這條腿像是他身體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無力而礙事地被他拖著。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槍殺，以及他們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問才問出來的，最開始，戴少校一問他，他便說：「提它呢？娘那逼，老子可沒那麼窩囊過！」或者說：「啥也不記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點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訴少校，酒當然是教堂浮財，是女人們偷出來給軍人們的，那個時候軍人們和女人已經處成患難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講給了法比，法比又轉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媽書娟以及其他女學生聽到，已經掐頭去尾，支離破碎。書娟大起來，又碰見已經辭退神職的法比，阿多那多，從法比那裡又聽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時，法比講出來的故事是經過他的記憶和想像編輯的，故事不連接的地方，被他多年來掌握的有關那場戰爭的宏觀知識填補了。並且，在法比把這故事講給成年後的書娟之前，已經給無數人講過，在講述中故事不斷被完善和邏輯化，所以書娟在八十年代聽到老年法比講的故事，就比較豐滿，甚至文學化。

　　故事是這樣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隊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後一個人」之後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總指揮部的聯絡。就是說，他們的長官不知道接下來去往哪裡打、怎麼打，也無法知道敵人的進攻方向。長官們還不知道，他們已被更大的長官出賣了，前線稍微先進些、完好些的無線電裝備，此刻已經被裝上車船，往後方運送。一支三百架飛機的空軍部隊，是蔣總統唯一的空中戰鬥力量，因此也讓他當做政府偵察的敵軍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發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調來的，失去無線電為他們彼此聯絡，誰也不知道該配合誰、增援誰，有的部隊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敵人破城了，但是傷亡過重，彈藥耗盡，而就在他們附近的友軍因為毫不瞭解情況，把增援的機會錯過了。

　　在該增援友軍而按兵不動的部隊中，有個三十歲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軍的陣地，從他們身邊大踏步進入城市，他們才意識到他們是一盤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來，他們和敵人稀裡糊塗地交錯過去。夜裡，他們被自己的長官出賣了。上尉以上的軍官都天黑之後跑光了。清晨來了一架日本直升機，還有個漢奸在大喇叭裡喊話：「中國士兵們，大日本皇軍優待俘虜！只要你們放下武器，等著你們的是大米飯、熱茶和皇軍的罐頭魚肉！……」到此刻，中國士兵們已經三四天沒聞到大米飯的味道了。飛機圍著山頭轉，山坡上的柏樹下，都是仰著頭的中國士兵。過了一會兒，飛機轉回來，大喇叭裡的漢奸變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頭喝了一支中國歌。飛機再次轉回來時，滿天都是白紙張、黃紙張、粉紅紙張。中國士兵撿起那些紙張，有個別認字的人說：「這是日本人撒的傳單，要咱投降！」有識字識得多的，便說：「這上面說了，保證不殺不打，保證有吃有住，還說只要抵抗就剿盡殺絕。南京所有的中國軍隊都投降了，都是在受優待呢！」還有一張傳單不那麼客氣，說日本皇軍的等待不是無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點還不投降，什麼都晚了。

　　夜裡，中國士兵們把各種可能性都討論了。李全有是他們連隊的班長，向排長提出，可以化整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運氣。排長說：「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個上士班長說：「咱拿著這些傳單，要是日本人說話不算數，咱能找他評理，這些傳單白紙黑字，都是憑據！這兒還印著他們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賴不成？！」

　　有的傳單上印著投降和投降條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連列成隊伍，打頭的舉白旗——白色床單或白色襯衣都行；第三，每個士兵軍官都必須把雙手舉過頭，從隱藏的地方走出來，日本軍隊提倡秩序，擾亂秩序者一律嚴懲。

　　李全有一口乾糧都沒有，但煙還有半袋。他裝了一鍋又一鍋煙，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隊一塊投降，還是悄悄貓下來，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會跟著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煙，相互讓著，又潮又冷的氣息被密實的松樹、柞樹吐出，在夜裡灌進幾千個餓漢的血肉，唯有抽煙能給他們一點舒適。

　　他們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們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著滿坡密密麻麻的煙頭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懼：這畢竟是一個壯大的軍事集體，萬一傳單散佈的詐降失敗，是很難對付的。

　　李全有最終放棄了逃走和潛伏的打算。投降的結果是已知的，至少日本人的傳單讓他們看到朦朧的下一步，逃亡和潛伏的結果卻未知。還有李全有跟他所有的戰友一樣，在凶吉未蔔的時候，總是相信集體的決定，集體是幾千人的膽量相加，就是一份毀滅的危險被幾千人分承，也容易受得多。

　　清晨五點，中國士兵們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個號兵舉著的一條白床單。床單是一個團長逃跑之後遺忘的。床單被裁成四塊，分別發到四個團裡，霧剛剛起來，等中國戰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發現如此懸殊的敵寡我眾。昨夜要是突圍應該能突出去，因為他們沒有無線電設備，無法知道中國軍隊的全盤局勢，被敵人鑽了空子。

　　這支部隊裡有個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這個老兵從全世界集中的歷史資料中得知，日軍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時多麼無恥詭詐，如何早早謀劃好騙局，離間中國軍隊，同時一支一支部隊地進行詐降。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一絲誠意執行《日內瓦國際戰俘條約》。八十多歲的老兵看著一隊戴相同遮陽帽的日本旅行團，心被一句痛駡憋得疼痛。

　　那是後話。現在我還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來。

　　從另一條小路上，走來的是一支輕傷員隊伍，其中有個腦袋紮在三角巾裡的少年。李全友的連隊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傷兵的隊伍先過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讓傷員最先進入他們「有吃有住」的安全環境。這個時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還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帶領下，中國戰俘們沉默地走上公路。隔著十米會有一個橫著長槍的日本兵押解，有時還會冒出個中國翻譯，叫戰俘們：「跟緊了啊！走快點！」碰到這樣的漢奸，戰俘隊伍裡總會有一兩個人問他們：「日本人要把我們送到哪裡去？」

　　「不曉得。」漢奸會這麼回答，臉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樣空白無內容。

　　「前頭有飯吃，有水喝嗎？」某戰俘會問。

　　「那還能沒有？」漢奸說。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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