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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

  剛進大學的時候,我對父親的一生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我為父親感到委屈,那麼好的一個人,又那麼有才華,卻那麼淒涼地過了一生。「做個好人」,鼻子下面那張嘴吐一口氣就說出來了,可做起來容易嗎?還有,父親他值得嗎?那個朱道夫回過頭來還咬了他一口呢。

  不過我到底還是沒有把這些問題放在心中反復糾纏。在那些歲月裡我心中充滿了放眼天下的激情,無論如何都不能滿足於那種把日子當做日子,把自己當做終極的生活,也不能設想把視野局限於以自我為中心以私利為半徑的那個小小圓圈之中。那種庸人哲學輕如鴻毛,我覺得實在很可笑,也實在是不屑一顧。別人願意用世俗的方式體驗世界,那是他的可憐選擇,我決不會走上那條路的。似乎有一種神秘的聲音,從靈魂深處生長出來的聲音提醒著我,我註定是要為天下,而不只是為自己活著的,這是我的宿命,我別無選擇。我在內心把那些將物質的享受和佔有當做人生最高目標的人稱為「豬人」,在精神上與他們劃出了明確的界線,並因此感到了心靈上的優越。人應該追求意義,意義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麼還叫做人呢?

  那時候農村改革剛剛興起,暑假裡我和胡一兵劉躍進一起,每人背上一個挎包,到丘山全縣的各個鄉去搞調查,找各種各樣的人瞭解情況,把農民們說的話都用小本子記下來。晚上,就睡在草叢裡,蚊子多得要命,就輪著搖扇子,把白天瞭解的情況做出種種分析,得出宏偉的結論。睡在青草中仰望無邊的星空,真有臨環宇而小天下的豪邁氣概。為了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爭上大半夜,似乎結論有關民族前途人類命運。漂流了二十多天,我們到了劉躍進家,關上門忙了幾天,寫出了一份調查報告,三萬多字,寄到國務院去了。雖然如石沉大海,但幾個人還是覺得辦了一件大事。

  在大學四年級的那一年,一九八一年,一個春天的夜晚,我從圖書館回到宿舍,活動室的黑白電視正在放足球比賽,人聲鼎沸。我平時很少看球,這天被同學們的情緒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後面看。那是中國與沙特隊的比賽,中國隊在二比〇落後的情況下,竟以三比二反敗為勝。比賽一結束,大家都激動得要發瘋。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窩蜂就擁下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講,又有人把掃帚點燃了舉起來當做火把。

  這時,樓上吹起了小號,無數的人跟著小號唱了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火光照著人們的臉,人人的臉上都閃著淚花,接著同學們手挽著手,八個人一排,自發地組成了遊行隊伍。

  走在隊伍中,我心中充滿了神聖的感情,哪怕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還有譚嗣同,那一瞬間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們。挽著我左手的一個女同學哭出聲來,我借著火把的微光望過去,原來是班上的許小曼。前面有人喊起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這口號馬上就變成了那一夜的主題,響徹校園上空。那一天是三月二十日,北京幾乎所有的大學都舉行了校園遊行。「三·二〇之夜」使我好幾天都處於亢奮的狀態,我覺得自己的靈魂受到了聖潔的洗禮,也極大地激發了我的責任意識。我堅定了信念,它像日出東方一樣無可懷疑,無可移易。

  遊行後有一天我在操場邊碰到許小曼,我點點頭與她擦身而過。走過去後她叫我:「池大為。」

  我乖乖地站住了,轉過身去。她站著不動,也不做聲,笑著。我怔了一會兒說:「有什麼事嗎,許小曼?」

  她說:「誰規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

  我站在那裡很不自在,說:「那,那……」

  話沒說完,她頭那麼輕輕一點,似乎是叫我過去。我怕自己領會錯了,仍站著。她手抬起來,食指輕輕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了過去。她說:「前天藥理分析我缺課了,要抄你的筆記,拿來。」

  我從書包裡把筆記本拿出來。她接過去,也不說什麼,仍望著我,笑著。我心中發慌,說:「還要什麼,許小曼?」

  她仍然望著我,說:「不要什麼。」

  我躲著她的眼光,盯著她的腳。她輕輕一笑說:「池大為。」

  我猛地抬頭說:「什麼事,許小曼?」

  她抿嘴一笑說:「沒什麼事。」

  我站著不動,額頭上的汗都出來了,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她哧的一笑,手很優雅地一揚說:「沒什麼事,你去吧。」

  過幾天上課時,她當著同學們的面把筆記本還給我,旁邊的男同學都感到驚奇,直對我擠眼睛。我看見筆記本的封皮已經包好,裡面破損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膠帶粘上了。我心中大為感動,卻不敢往深處想。許小曼是我這樣的人消受得了的嗎?她的漂亮在我們系裡甚至全校都是出了名的,寢室裡的男同學經常站在樓上窗口,看她打了飯從樓下經過回宿舍去。有一次我看見她在食堂裡喝粥,外系一個男同學坐到她身邊想搭話,她把勺往碗裡一扔,「當」的一響,端著就走。何況她是北京人,父親又是軍級幹部。傳說班上有八個同學想追求她,被稱為「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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