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32)_楊絳

三二

　　§（十四）

　　辦公室並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盡頭的走廊是我們的廚房兼堆煤餅。鄰室都和我們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廚房。女廁在鄰近，男廁在東盡頭。鐘書絕沒有本領走過那條堆滿雜物的長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戶」。

　　不過這間房間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文學所的圖書資料室就在我們前面的六號樓裡。鐘書曾是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委員會主任，選書、買書是他的特長。中文的善本、孤本書籍，能買到的他都買。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經典作品以及現當代的主流作品，應有盡有。外賓來參觀，都驚詫文學所圖書資料的精當完美。而管理圖書資料的一位年輕人，又是鐘書流亡師大時經常來關心和幫忙的。外文所相離不遠。住在外文所的年輕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們在師大，有阿瑗的許多朋友照顧；搬入學部七樓，又有文學所、外文所的許多年輕人照顧。所以我們在這間陋室裡，也可以安居樂業。鐘書的「大舌頭」最早恢復正常，漸漸手能寫字，但兩腳還不能走路。他繼續寫他的《管錐編》，我繼續翻譯《堂·吉訶德》。我們不論在多麼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

　　錢瑗在我們兩人都下放幹校期間，偶曾幫助過一位當時被紅衛兵迫使掃街的老太太，幫她解決了一些困難。老太太受過高等教育，精明能幹，是一位著名總工程師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結識後，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兒媳婦，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動。老太太就等我們由幹校回京後，親自登門找我。她讓我和鐘書見到了她的兒子；要求讓她兒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們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對我說：「媽媽，我不結婚了，我陪著爸爸媽媽。」我們都不願勉強她。我只說：「將來我們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個人，我們放得下心嗎？」阿瑗是個孝順女兒，我們也不忍多用這種話對她施加壓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終於在一九七四年，我們搬入學部辦公室的同一個月裡，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們知道阿瑗有了一個美好的家，雖然身處陋室，心上也很安適。我的女婿還保留著鐘書和老太太之間的信劄，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錄二。

　　「斯是陋室」，但鐘書翻譯毛主席詩詞的工作，是在這間屋裡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來訪說：「江青同志說的，『五人小組』並未解散，鐘書同志當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組」是哪五人。我只知這項工作是一九六四年開始的。喬冠華同志常用他的汽車送鐘書回家，也常到我們家來坐坐，說說閒話。「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頓，我們和喬冠華同志完全失去聯繫。葉君健先生是成員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誰。

　　這件事我以為是由周總理領導的。但是我沒有問過，只覺得江青「抓尖兒賣乖」，搶著來領導這項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說：「錢鐘書病著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這屋裡待著，不能出門。」

　　對方表示：錢鐘書不能出門，小組可以到這屋裡來工作。我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我們這間房，兩壁是借用的鐵書架，但沒有橫格。年輕人用從幹校帶回的破木箱，為我們橫七豎八地搭成格子，書和筆記本都放在木格子裡。頂著西牆，橫放兩張行軍床。中間隔一隻較為完整的木箱，權當床頭櫃兼衣櫃。北窗下放一張中不溜的書桌，那是鐘書工作用的。近南窗，貼著西牆，靠著床，是一張小書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譯，桌子只容一遝稿紙和一本書，許多種大詞典都攤放床上。我除了這間屋子，沒有別處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當於挪不開的物件。近門有個洗臉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權充上下水道。鐵架子頂上搭一塊木板，放鍋碗瓢盆。暖氣片供暖不足，屋子裡還找出了空處，生上一隻煤爐，旁邊放幾塊蜂窩煤。門口還掛著夏日擋蚊子冬日擋風的竹簾子。

　　葉君健不嫌簡陋，每天欣然跑來，和鐘書腳對腳坐在書桌對面。袁水拍只好坐在側面，竟沒處容膝。周玨良有時來代表喬冠華，他擠坐在鐘書旁邊的椅上。據說，「鐘書同志不懂詩詞，請趙朴初同志來指點指點」。趙朴初和周玨良不是同時來，他們只來過兩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沒一個胖子，滿屋的窄道裡都走得通。毛主席詩詞的翻譯工作就是在這間陋室裡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幾次想改善工作環境，可是我和鐘書很頑固。他先說，屋子太小了，得換個房子。我和鐘書異口同聲，一個說「這裡很舒服」；一個說「這裡很方便」。我們說明借書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顧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堅決不搬。袁辭去後，我和鐘書咧著嘴做鬼臉說：「我們要江青給房子！」然後傳來江青的話：「鐘書同志可以住到釣魚臺去，楊絳同志也可以去住著，照顧鐘書同志。」我不客氣地說：「我不會照顧人，我還要阿姨照顧呢。」過了一天，江青又傳話：「楊絳同志可以帶著阿姨去住釣魚臺。」我們兩個沒有心理準備，兩人都呆著臉，一言不發。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麼回話的。

　　一九七五年的國慶日，鐘書得到國宴的請帖，他請了病假。下午袁水拍來說：「江青同志特地為你們準備了一輛小轎車，接兩位去遊園。」鐘書說：「我國宴都沒能去。」袁說：「鐘書同志不能去，楊絳同志可以去呀。」我說：「今天阿姨放假，我還得做晚飯，還得看著病人呢。」我對袁水拍同志實在很抱歉，我並不願意得罪他，可是他介於江青和我們倆之間，只好對不起他了。毛主席詩詞翻譯完畢，聽說還開了慶功會，並飛往全國各地徵求意見。反正錢鐘書已不復是少不了的人，以後的事，我們只在事後聽說而已。錢鐘書的病隨即完全好了。

　　這年冬天，鐘書和我差點兒給煤氣熏死。我們沒注意到煙囪管出口堵塞。我臨睡服安眠藥，睡中聞到煤氣味，卻怎麼也醒不過來，正掙扎著要醒，忽聽得鐘書整個人摔倒在地的聲音。這沉重的一聲，幫我醒了過來。我迅速穿衣起來，三腳兩步過去給倒地的鐘書裹上厚棉衣，立即打開北窗。他也是睡中聞到煤氣，急起開窗，但頭暈倒下，腦門子磕在暖氣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開了南窗。然後給他戴上帽子，圍上圍巾，嚴嚴地包裹好，自己也像嚴冬在露天過夜那樣穿戴著。我們擠坐一處等天亮。南北門窗洞開，屋子小，一會兒煤氣就散盡了。鐘書居然沒有著涼感冒哮喘。虧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幫我醒了過來。不然的話，我們兩個就雙雙中毒死了。他腦門上留下小小一道傷痕，幾年後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國家領導人相繼去世。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淩晨唐山地震，餘震不絕，使我們覺得偉人去世，震盪大地，老百姓都在風雨飄搖之中。

　　我們住的房間是危險房，因為原先曾用作儲藏室，封閉的幾年間，冬天生了暖氣，積聚不散，把房子脹裂，南北二牆各裂出一條大縫。不過牆外還抹著灰泥，並不漏風。我們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築成，很堅固，頂上也不是預製板，只兩層高，並不危險。

　　但是所內年輕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樓最不堅固，所以讓居住在樓裡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圓穹頂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輕人就把我們兩張行軍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並為我們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們阿姨不來做飯了，我們輪著吃年輕人家的飯，「一家家吃將來」。鐘書始終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輕人都對他愛護備至。我一方面感激他們，一方面也為鐘書驕傲。

　　我們的女兒女婿都來看顧我們。他們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們到他們家去住。所內年輕朋友因滿街都住著避震的人，一路護著我們到女兒家去。我回憶起地震的時期，心裡特別溫馨。

　　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幫」被捕，報信者只敢寫在手紙上，隨手就把手紙撕毀。好振奮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譯完《堂·吉訶德》上下集（共八冊），全部定稿。鐘書寫的《管錐編》初稿亦已完畢。我們輕鬆愉快地同到女兒家，住了幾天，又回到學部的陋室。因為在那間屋裡，鐘書查閱圖書資料特方便。校訂《管錐編》隨時需要查書，可立即解決問題。

　　《管錐編》是幹校回來後動筆的，在這間辦公室內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產物。有人責備作者不用白話而用文言，不用淺易的文言，而用艱深的文言。當時，不同年齡的各式紅衛兵，正逞威橫行。《管錐編》這類著作，他們容許嗎？鐘書乾脆叫他們看不懂。他不過是爭取說話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學問。

　　「嚶其鳴兮，求其友聲。」友聲可遠在千里之外，可遠在數十百年之後。鐘書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學問也是冷門。他曾和我說：「有名氣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們希望有幾個知已，不求有名有聲。

　　鐘書腳力漸漸恢復，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壇公園散步。我們仍稱「探險」？因為我們在一起，隨處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們還像年輕時那麼興致好，對什麼都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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