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31)_楊絳

三一

　　阿瑗見我進屋，兩手放到背後，說聲：「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裡那麼髒又那麼亂，做夢也沒想到媽媽會到這間屋裡來收拾。

　　我愛整潔；阿瑗常和爸爸結成一幫，暗暗反對媽媽的整潔。例如我搭毛巾，邊對邊，角對角，齊齊整整。他們兩個認為費事，隨便一搭更方便。不過我們都很妥協，他們把毛巾隨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齊。我不嚴格要求，他們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這間宿舍，有三隻上下鋪的雙層床。同屋的老同學都已分散。她畢業後和兩個同事飯後在這裡歇午，誰也顧不到收拾。目前天氣寒冷，這間房只阿瑗一人歇宿。書架上全是灰塵，床底下全是亂七八糟的東西。阿瑗是美工組成員，擅長調顏色。她屋裡的一切碗、碟、杯、盤，全用來調過顏色，都沒有洗。我看了「大暴露」，樂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們收拾了房間，洗淨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廚房，我們也生上煤爐。晚飯前，阿瑗到食堂去買了飯和菜，我加工烹調。屋裡床在沿牆，中間是拼放的兩對桌子。我們對坐吃晚飯，其樂也融融，因為我們有這麼多友人的同情和關懷，說不盡的感激，心上輕鬆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擔心爸爸媽媽受欺負，我們也不用心疼女兒每天擠車往返了。屋子雖然寒冷，我們感到的是溫暖。

　　將近冬至，北窗縫裡的風愈加冷了。學校宿舍裡常停電。電停了，暖氣也隨著停。我們只有隨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發生了什麼事還說不清。我所內的老侯是轉業軍人，政治上過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鏢陪我回家去取了兩大包衣物。他幫我雇了汽車，我帶著寒衣回師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紅樓。他的華僑朋友出國了，剛從小紅樓搬走，把房子讓了給他。小紅樓是教職員宿舍，比學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們住一間朝北宿舍，就把小紅樓的兩間房讓給我們，自己留住原處。

　　那兩間房一朝南、一朝東，陽光很好。我們就搬往小紅樓去住，那邊還有些學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個大立櫃搬走了，還留著櫃底下一層厚厚的積土。我們由阿瑗朋友處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過去。搬家忙亂，可憐的鐘書真是「勞動態度好」，他別處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腳」地去掃那堆陳年積土。我看見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塵。連日天寒，他已著涼感冒，這一來就引發了近年來困擾他的哮喘。

　　他每次發病就不能躺下睡覺，得用許多枕頭被子支起半身，有時甚至不能臥床，只能滿地走。我們的醫療關係，已從「鳴放」前的頭等醫院逐漸降級，降到了街道上的小醫院。醫生給點藥吃，並不管事。他哮喘病發，呼吸如呼嘯。我不知輕重，戲稱他為「呼嘯山莊」。

　　師大的校醫院和小紅樓很近。阿瑗帶我們到校醫院去看病打針。可是他病的相當重，雖吃藥打針，晚上還是呼嘯。小紅樓也一樣停電停暖氣。我回乾麵胡同取來的冬衣不夠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裡滿地走。我已連著幾夜和衣而臥，陪著他不睡。忽然，我聽不見他呼嘯，只見他趴在桌上，聲息全無。我嚇得立即跳起來。我摸著他的手，他隨即捏捏我的手，原來他是乏極了，打了個盹兒，他立刻繼續呼嘯。我深悔鬧醒了他，但聽到呼嘯，就知道他還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剛煮好一鍋粥，等阿瑗回來同吃晚飯。校內「批林批孔」，運動正值高潮。我聽到鐘書的呼嘯和平時不同，急促得快連續不上了。多虧兩家鄰居，叫我快把「爺爺」送醫院搶救。阿瑗恰好下班回來，急忙到醫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內的司機。一個司機說，他正要送某教師到北醫三院去，答應帶我們去搶救病人。因為按學校的規則，校內汽車不為家屬服務。

　　我給鐘書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圍巾，又把一鍋粥嚴嚴地裹在厚被裡，等汽車來帶我們。左等右等，汽車老也不來。我著急說：「汽車會不會在醫院門口等我們過去呀？」一位好鄰居冒著寒風，跑到醫院前面去找。汽車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鄰居招呼司機把車開往小紅樓。幾位鄰居架著扶著鐘書，把他推上汽車。我和阿瑗坐在他兩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車開往北醫三院的一路上，我聽著鐘書急促的呼嘯隨時都會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滲出血來了——這是回校後發現的。

　　到了醫院，司機幫著把鐘書扶上輪椅，送入急診室。大夫給他打針又輸氧。將近四小時之後，鐘書的呼吸才緩過來。他的醫療關係不屬北醫三院，搶救得性命，醫院就不管了。鐘書只好在暖氣片的木蓋上躺著休息。

　　送我們的司機也真好。他對錢瑗說：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師回校，錢老師什麼時候叫他，他隨叫隨到。鐘書躺在寬僅容身的暖氣片蓋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點。阿瑗打電話請司機來接。司機沒有義務大冬天半夜三更，從床上起來開車接我們。他如果不來接，我們真不知怎麼回小紅樓。醫院又沒處可歇，我們三人都餓著肚子呢。

　　裹在被窩裡的一鍋粥還熱，我們三人一同吃了晚飯，鐘書這回不呼嘯了。

　　校醫室也真肯照顧，護士到我們家來為鐘書打針。經校醫室診治，鐘書漸漸好起來，能起床臥在躺椅裡，能由我扶著自己到醫院去請護士打針。

　　我們和另兩家合住這一組房子，同用一個廚房，一間衛生間。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學。經常在家的，就剩我們夫婦、孟家一個五歲多的男孫、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孫子。三餐做飯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婦（我稱她小常寶），還有我。我們三個談家常或交流烹調經驗，也互通有無，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們屋裡玩。熊家小弟當初只會在床上蹦，漸漸地能扶牆行走，走入我們屋裡來。

　　那時的鐘書頭髮長了不能出去理髮，滿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卻特別垂青，進門就對「爺爺」笑。鐘書上廁所，得經過他們家門口。小弟見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爺爺抱。鐘書受寵若驚。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說：「瞧！他盡對爺爺笑！爺爺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覺地觀察到鐘書上廁所走過他家時，東倒西歪。房子小，過道窄，東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著點兒。鐘書已經搶救過來，哮喘明顯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醫院去，他須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漸漸地扶不動他了。他躺在椅裡看書，也寫筆記，卻手不應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飛出格子。漸漸地，他舌頭也大了，話也說不清。我怕是他腦子裡長了什麼東西。校醫院的大夫說，當檢查。

　　我托親友走後門，在北京兩個大醫院裡都掛上了號。事先還費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髮店格外照顧；鐘書由常來看顧他的所內年輕人扶著去理了發。

　　鐘書到兩個醫院去看了病，做了腦電圖。診斷相同：他因哮喘，大腦皮層缺氧硬化，無法醫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後能否恢復。但大腦沒有損傷，也沒有什麼瘤子。

　　我放下半個心，懸著半個心。鐘書得休養一個時期。那時候，各單位的房子都很緊張。我在小紅樓已經住過寒冬，天氣已經回暖，我不能老占著人家的房子不還。我到學部向文學所的小戰士求得一間辦公室，又請老侯為我保駕，回家取了東西，把那間辦公室佈置停當。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們告別了師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遷入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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