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第一次下鄉(4)

第一次下鄉(4)

　　四　樁樁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們分組到村裡訪病問苦，也連帶串門兒。我們撞到了瘋婆子家裡。一間破屋，一個破炕，炕頭上坐著個臉黃皮皺的老大媽，正是那「瘋婆子」。我原先有點害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請我們坐，一點不兒像瘋子。我坐在炕沿上和她攀話，她就打開了話匣子。她的話我聽不大懂，只知是連篇的「苦經」。我問起她的傷腿，她就解開褲腿，給我著傷疤。同組的兩位老先生沒肯坐，見那「瘋婆子」解褲腿，慌忙逃出門去。我怕一人落單，忙著一面撫慰，一面幫她系上褲腿，急急辭出。我埋怨那兩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們只鬼頭鬼腦地笑，說是怕她還要解衣解帶。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兒同組，又訪問了幾家。我們倆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後來我們跑到僻遠地區，聽到個婦女負痛呼號。我很緊張。我的女伴說，沒準兒是假裝的。我們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號勉強招待我們。她說自己是發胃病。我們沒多坐，辭出不久又聽到她那慘痛的叫號。我的女伴斷定她是不願出勤，裝病。可是我聽了那聲音，堅信是真的。到底什麼病，也許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又看望了一個患風濕病的小夥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寒氣一逼，得了這個病，渾身關節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貴。他攢了錢叫家人進城買得一瓶，將到家，不知怎麼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說到這瓶砸掉的酒，還直心疼。但他毫無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後每見虎骨酒，還直想到他。

　　我們順便串門兒，看望了不常到的幾個人家，村上很少小夥子，壯健的多半進城當工人了。有個理髮師不肯留在鄉間，一心要進城去。但村上理髮的只他一個，很賺錢，我們幾位老先生都請他理髮。那天他的老伴兒不在家，我們看見牆上掛的鏡框裡有很多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時髦，一張照上一套新裝。我估計這對夫婦不久就要離村進城的。

　　有些老大媽愛談東家長、西家短：誰家有個「破鞋」，誰家有個「倒踏門」的女婿，誰家九十歲的公公溺了炕說是「貓兒溺的」，誰家捉姦仇殺，門外小胡同裡流滿了血。我聽了最驚心的是某家複壁裡窩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沒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親戚）。初解放，家家戶戶經常調換房屋：住這家的忽然調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調到這家。複壁裡的人不知房子裡已換了人家，早起上廁所，就給捉住了。

　　村裡開辦幼兒園，我們一夥七人是贊助者。我們大家資助些錢，在北京買了一批玩具和小兒書；隊長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禮。我不會說話，老先生們教了我一套。我記得村裡還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典禮接受禮物，表示感謝。村裡的大媽起初都不願把孩子「圈起來」，寧可讓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覺的工人大嫂就表示過這種意見。可是幼兒園的伙食好，入園的孩子漸漸多起來。工人大嫂家的二娃子後來也入幼兒園了。我問她吃了什麼好早飯，她說吃了「苟兒勾」（豆兒粥），我聽了很饞。

　　掃盲也是我們的一項工作。「蒙娜·麗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掃地的姿勢，笑說：「又要來掃我們了！」她們說：「幹活兒我們不怕，就怕『掃』我們。幹了一天活兒，坐下直瞌睡，就是認不進字去！」我曾親身經歷，領會到體力、腦力井不分家，同屬一個身體；耗盡體力，腦力也沒有多餘了。

　　我女伴兒和我得到一項特殊任務：專為黨支書肖桂蘭掃盲。因為她常說：「我若能把事情一項項寫下來，不用全裝在腦袋裡，該多輕鬆啊！」可是她聽到「掃盲」，就和村裡的大姑娘們一樣著急說：「又來掃咱們了！」她當然沒工夫隨班上課。我們的隊長讓我和女伴兒自動找她，隨她什麼時候方便，就「送貨上門」式教她。我們已跟她說好，可是每到她家，總撲個空，我懷疑她是躲我們。

　　不知誰的主意，提倡「詩畫上牆」。我們那個貧窮的山村，連可以題詩作畫的白牆也沒有幾堵。我們把較為平整的黃土牆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詩和畫總不能都由外來受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手包辦啊。我們從本村的小學校裡要了些男女學生的作文，雖有錯別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卻還明白。我們把可用的作文變成「詩」，也就是「順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詩」都配上一幅「畫」，有些牆上剩留些似畫非畫的圖痕，我們添補成「畫」，再配上一首「詩」。我們一隊七個老人，沒一人能畫。村上有一個能畫的小夥子，卻又不是閑著沒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請來畫幾筆。我和女伴兒掇一條長板凳，站在上面，大膽老面皮一同揮筆劃了一棵果實累累的大樹，表示「豐收」。村裡人端洋著說：「不賴。」這就是很好的鼓勵了。天氣嚴寒，捧著硯臺、顏色缸的手都凍僵了，可是我們穿街走巷，見一堵平整的牆，就題詩作畫，牆上琳琅滿目，村子立即成了個「詩畫村」。有一幅「送公糧」的畫，大約出於那位能畫的小夥子之手，我們配上了詩，卻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幹部的大名。我們告訴了那位幹部，並指點他看了「詩」、「畫」和署名。他喜得滿面歡笑，宛如小兒得餅。我才知道不僅文人好名，老農也一個樣兒。村裡的小學校長命學生把牆上的「詩」抄在紅紅綠綠的紙上，貼在學校門口，算是他們那學校的成績。我們有幾位老先生認為那是「剽竊」。就算是「剽竊」，不也名正言順嗎！牆上都明寫著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裡彙集了幾個村的「詩」，印成小冊子。上面的順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麼「心裡亮堂堂」呀，「衛星飛上天」之類。我自己編造的時候，覺得純出「本店自造」，競不知是抄襲了人——或者竟是別的村子抄襲了我們？不過這陣風不久就刮過了。

　　我們串門兒的時候，曾見到有幾家的條桌上擺著一隻鐘，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人家都沒有鐘錶。如要開會，說明八點開，至早要等到九點或九點半，甚至十點。有一次是在一個較遠的禮堂開一個什麼報告會。我們準時到會，從七點半直等到近十一點，又累又急又無聊又餓。不記得那次的會是否開成，還是草草走過場的；我懷疑這是否相當於「怠工」的「怠會」。一般學習會在食堂附近開，老鄉們在一個多小時裡陸續到齊，發言倒也踴躍。老大媽老大爺一個個高聲嚷：「我說說！」說的全是正確的話，像小學生上課回答教師他學到了什麼。如果以為他們的發言反映他們的意見，那就錯了。他們不過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們很簡單地重複了教導他們的話，不把這句話做成花團錦簇的文章，也不參加自己的什麼意見。「怪話」我只聽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許是我「過敏」，覺得語氣「不大對頭」。我回京談體會時，如實報道了那幾句話，誰也沒聽出什麼「怪話」，只說我下鄉對農民有了感情，學他們的話也腔吻畢肖。我常懷疑，我們是否把農民估計得太簡單了？

　　村子附近的山裡出黏土，經火一燒，變得很堅硬，和一般泥土燒成的東西不同。黏土值錢，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財源。我們曾去參觀他們挖掘。肖桂蘭帶著一群小夥子和大姑娘鏟的鏟，挖的挖，裝在大筐裡，背著倒在小車上堆聚一處。我們六個老人（我們的隊長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徵性地幫著搬了幾團泥塊。這是掛過彩的那位退伍軍人請我們去的。他還要款待我們吃飯，我們趕緊餓著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們還打算為這個山村寫一部村史。可是掛過彩的軍人和肖桂蘭都是務實派，不善空談。我的任務是「誘供」，另有幾人專司記錄。我一心設法哄他們談過去的事，因此記不得他們談了些什麼。反正「村史」沒有寫成。

　　陽曆元旦村裡過節，雖然不是春節，村裡也要演個戲熱鬧一番。我才知道這麼個小小荒村裡，也人才濟濟。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瞭解古代無道君王下鄉選美確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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