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第一次下鄉(3)

第一次下鄉(3)

　　三　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農村安頓下來。第一件事，就是認識了一個個老大爺、老大媽、小夥子、大姑娘、小姑娘，他們不復是抽象的「農民階級」。他們個個不同，就像「知識分子」一樣的個個不同。

　　一位大媽見了我們說：「真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沒有毛主席，你們會到我們這種地方來嗎！」我仔細看看她的臉。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縫紉室裡有個花言巧語的大媽。她對我說：

　　「呀！我開頭以為文工團來了呢！我看你拿著把小洋刀挖蘿蔔，直心疼你。我說：瞧那小眉毛兒！瞧那小嘴兒！年輕時候准是個大美人兒呢！我說：我們多說說你們好話，讓你們早點兒回去。」她是個地道的「勞動懲罰論」者。

　　有個裝模作樣的王嫂，她是村上的異姓，好像人緣並不好。聽說她是中農，原先夫婦倆幹活很歡，成立了公社就專會磨洋工，專愛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稈兒還沒分發到戶，嚷嚷說：「你們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慣冷水洗手！」我是慣用冷水洗手的，沒料到農村婦女竟那麼嬌。

　　我們分隊下鄉之前，曾在區人民公社胡亂住過一宵。我們清出一間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農民公費醫療證。因為領導人認為這事難行，農民誰個不帶三分病，有了公費醫療，大家不幹活，盡去瞧病了。這件事空許過願，又取消了。我們入村後第一次開會，就是通知目前還不行公費醫療。我們下鄉的一夥都受到囑咐，注意農民的反映，向上彙報。可是開會時群眾啞默悄靜，一個個呆著臉不吭一聲。我一次中午在打麥場上靠著窩棚打盹兒，我女伴不在旁。有個蒼白臉的中年婦女來坐在我旁邊，我們就閒聊攀話。她自說是寡婦，有個十六歲的兒子。她說話斯文得出會意外。她歎息說：「朝令夕改的！」（她指公費醫療吧？）「我對孩子說，你可別傻，什麼『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風一吹，還不病了！病了你可怎麼辦？」我不知該怎麼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場上跑來，那蒼白臉的寡婦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媽，說的話很像我們所謂「怪話」。她大談「人民公社好」，她說：

　　「反正就是好噲！你說這把茶壺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說這條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現在不搬呢，好，我就給你看著唄。」

　　沒人駁斥他，也沒人附和。我無從知道別人對這話的意見。

　　有個三十來歲的大嫂請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說：「咳，家裡來了客，要攤張餅請請人也不能夠。」她家的糊窗紙都破了，破紙在風裡瑟瑟作響。她家只有水缸裡的水是滿的。

　　有個老大媽初次見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攢著我的手，一手在我臉上摩挲。十幾天後又遇見我，又照樣摩挲著我的臉，笑著惋歎說：「來了沒十多天吧？已經沒原先那麼光了。」我不知她是「沒心沒肺」，還是很有心眼兒。

　　我們所見的「堂吉訶德」並非老者。他理髮順帶剃掉鬍子，原來是個三四十歲的青壯年，一點不像什麼堂吉訶德。廚房裡有親兄弟倆和他相貌有相似處，大概和他是叔伯兄弟。那親兄弟倆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個管廚房，一個管食堂。我上食堂往往比別人早。一次我看見管食堂的一手按著個碟子，一手拿著個瓶子在碟子上很輕巧地一轉。我問他「幹什麼呢？」他很得意，變戲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他說：「淋上些香油，給你們換換口味。」這顯然是專給我們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覺得他不僅是孝順的廚子，還有點慈母行徑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著院子裡圈著的幾頭大豬，低聲對我說：「這原先都是我們家的。」

　　「現在呢？」

　　他仍是低聲：「歸公社了——她們妯娌倆當飼養員。」

　　這是他對我說的「悄悄話」吧？我沒說什麼。我瞭解他的心情。

　　食堂鄰近的大媽請我們去看她養的小豬。母豬小豬就養在堂屋裡，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母豬和一窩小豬都乾淨，黑亮黑亮的毛，沒一點垢汙。母豬一躺下，一群豬仔子就直奔媽媽懷裡，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糧。大媽說。豬仔子從小就占定自己的「飯碗兒」，從不更換。我才知道豬可以很乾淨，而且是很聰明的家畜。

　　大媽的臉是圓圓的，個兒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裡那個清秀老頭兒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個趕車的矮胖小夥子准是他們的兒子。考試一下，果然不錯。我忙不迭地把新發現報告同夥。以後我經常發現誰是誰的誰：這是伯伯，這是叔叔，這是嬸子，這是大媽，這是姐姐，這是遠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聽」，其實我並未「打聽」，不過發現而已。發現了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好像對他們就認識得更著實。

　　「蒙娜·麗莎」的爸爸，和管廚房、食堂的兩兄弟大概是貧窮的遠房兄弟。他家住兩間小土屋。「蒙娜·麗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幾個年齡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並不像什麼「蒙娜·麗莎」。她梳一條長辮子，穿一件紅紅綠綠的花布棉襖，幹活兒的時候脫去棉襖，只穿一件單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這樣。她的爸爸比較矮小，傴著背老是幹咳嗽。據他告訴我：一次「毛主席派來的學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讓給學生，自己睡在靠邊的冷炕上，從此得了這個咳嗽病。我把帶下鄉的魚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營養不良，那兩瓶丸藥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兒已經去世，大兒子新近應兵役入伍了，家裡還有個美麗的小女兒叫「大芝子」，「蒙娜·麗莎」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她很堅決地聲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來。」她那位帶病的父親告訴我：他當初苦苦思念兒子，直放心不下；後來他到部隊去探親一次，受到軍官們熱情招待，又看到兒子在部隊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實了。

　　「大芝子」才八歲左右，比她姐姐長得姣好，皮膚白嫩，雙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烏黑烏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腦門子上破了個相當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見了很著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帶下鄉的醫藥品，給她洗傷、敷藥，包上紗布。我才知道他們家連一塊裹傷的破布條兒都沒有。「蒙娜·麗莎」對我說：「不怕的，我們家孩子是摔跌慣了的，皮肉破了腫都不腫，一下子就長好。」大芝子的傷處果然很快就長好了，沒留下疤痕。我後來發現，農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傷都癒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也許因為農村的空氣特別清新，我國農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個纖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淨可愛。她不過六七歲。我問她名字，她說叫「小芝子」。我拉著她們手問她是誰家的孩子。

　　「我是我們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麼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麼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這個「包打聽」，認真「打聽」也打聽不出她是誰來，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

　　大批蘿蔔急需入窖的時候，我們分在稻米之鄉的分隊也請來幫忙了。蘿蔔剛出土，帶著一層泥，我們凍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覺寒冷。那個分隊裡一個較年輕的同夥瞧我和老鄉們比較熟，建議我去向他們借只臉盆，討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見個老大爺，就問他借臉盆洗手。他不慌不忙，開了鎖，帶我進屋去。原來是一間寬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房裡的家具都整齊。他拿出一隻簇新的白底子紅花的鼓墩式大臉盆，給我舀了半盆涼水。我正要端出門，他說：「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為我兌上熱水。我把凍手握在熱水裡，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塊雪白的香皂，一條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髒了他的香皂，只摸了兩下；又怕擦髒了他的毛巾，乘他為我潑水，把沒洗乾淨的濕手偷偷兒在自己罩衣上抹個半幹，才象徵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給舀了半盆冷水，讓我端給大夥兒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動，或一路上潑潑灑灑吧？十幾雙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為潑掉的那大半盆熱水可惜，只是沒敢說。大家洗完了我送還面盆，盆底盡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質量和大小，大約標識著上一代的貧富；當前的貧富全看家裡的勞動力。副隊長「大個兒」家裡勞動力多，生活就富裕，老鄉們對他都很服帖。正隊長家是新蓋的清涼瓦屋，而且是樓房。老鄉們對那座樓房指指點點，好像對這位隊長並不喜歡；說到他，語氣還帶些輕鄙。他提倡節制生育，以身作則，自己做了絕育手術。村裡人稱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麼「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讓我問，過後才講給我聽。我只在大會上聽過他做報告，平時從不見面。大躍進後期，我們得了一個新任務：向村民講解《農村十條》。生產隊長卻遲遲不傳達。關於政策多少年不變以及自留地等問題，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們打聽，聽了還不敢相信。我很驚奇，怎麼生產隊長遲遲不傳達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損自己的威信。

　　黨支部書記肖桂蘭是一位勤勞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歲，小我十歲呢，已生了四個孩子，顯得很蒼老，兩條大長辮子是枯黃色的。她又要帶頭勞動，又要做動員報告，又要開會，又要傳達，管著不知多少事。她苦於不識字。她說，所有的事都得裝在腦袋裡。我和女伴兒的居住問題，當然也裝在她的腦袋裡。我們每次搬個住處，總是她及時想到，還親自幫著我們搬。我女伴的鋪蓋很大，她自己不會打；我力氣小，使足了勁也捆不緊。如果搬得匆忙，我連自己的小鋪蓋也捆不上了。肖桂蘭看我們搬不動兩個鋪蓋，乾脆把一個大的掮在肩上，一個小的夾在腋下，在前領路，健步如飛。我拿著些小件東西跟在後面還直怕趕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慚愧。肖桂蘭直爽真摯，很可愛。她講自己小時候曾販賣布匹等必需品給解放軍，經常把錢塞在炕洞裡。一次客來，她燒熱了炕，忘了藏著的錢；等她想到，紙幣已燒成灰。她老實承認自己「階級意識」不強，鎮壓地主時她嚇得發抖，直往遠處躲，看都不敢看。當了支書，日夜忙碌，自己笑說：「我圖個啥呀？」她正是熒屏上表揚的「默默奉獻」者。她大約「默默奉獻」了整一輩子，沒受過表揚。

　　村上還有個「掛過彩」的退伍軍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記得他是否有個官銜。他生活最受照顧，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兒很和氣，我曾幾次到過他家。這位軍人如果會吹吹牛，准可以當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兒一樣天真樸質，問他過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擠牙膏」般擠出一點兩點。誘得巧妙，他也會談得眉飛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當好的朋友。我離開那個村子一年後，曾寄他一張賀年片。他卻回了我一封長信，向我「彙報」村上的情況。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會寫信，特地央人代寫的。

　　村裡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腸大，一頓要吃滿滿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飯不要錢，他的食量不成問題。他專管掏糞，不嫌髒，不嫌累，幹完活兒倒頭大睡。他是村裡最心滿意足的人。

　　最不樂意的大約是一個瘋婆子。村上那條大街上有一處旁邊有口幹井，原先是菜窖。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幹井，傷了腿。我看見她蓬頭垢面，踞坐地上，用雙手拿著兩塊木頭代腳走路。兩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費力地向前挪動，一面哭喊叫駡。過路的人只作不聞不見。我問：「她罵誰？」人家不答，只說她是瘋子。我聽來她是在罵領守，不知罵哪一位，還是「海罵」。罵的話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罵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罵著過街一趟，不知她往哪裡去，也不知她家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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