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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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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夜眼,不愛使電棒,從年輕到現在六七十歲,慣走黑路。我個子小,力氣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牆』了。忽然的,眼前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只看到旁邊許多小道。你要走進這些小道,會走到河裡去。這個我知道。我就發話了:『不讓走了嗎?好,我就坐下。』我摸著一塊石頭就坐下了。我掏出煙袋,想抽兩口煙。可是火柴劃不亮,劃了十好幾根都不亮。碰上『鬼打牆』,電棒也不亮的。我說:『好,不讓走就不走,咱倆誰也不犯誰。』我就坐在那裡。約莫坐了半個多時辰,那道黑牆忽然沒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牆』就是不要亂跑。他看見你不理,沒辦法,只好退了。」 我認識一個二十多歲農村出身的女孩子。她曾讀過我記的《遇仙記》(參看《楊絳文集》第二卷,228—2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問我那是怎麼回事。我說:「不知道,但都是實事。全宿舍的同學、老師都知道。我活到如今,從沒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樣。」 她說:「真的,有些事,說來很奇怪,我要不是親眼看見,我決不相信。我見過鬼附在人身上。這鬼死了兩三年了,死的時候四十歲。他的女兒和我同歲,也是同學。那年,挨著我家院牆北面住的女人剛做完絕育手術,身子很弱。這個男鬼就附在這女人身上,自己說『我是誰誰誰,我要見見我的家人,和他們說說話。』有人就去傳話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趕來了。這鬼流著眼淚和家裡人說話,聲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壯。我媽是村上的衛生員,當時還要為這女人打消炎針。我媽過來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麼『人中』吧?可是沒用。我媽硬著膽子給她打了消炎針。這鬼說:『我沒讓你掐著,我溜了。嫂子,我今兒晚上要來嚇唬你!』我家晚上就聽得嘩啦啦的響,像大把沙子撒在牆上的響。響了兩次。我爹就罵了:『深更半夜,鬧得人不得安寧,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鬧了。我那時十幾歲,記得那鬼鬧了好幾天,不時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約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給趕走。」 在「餓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災害」。十年以後,我們下放幹校,才知道不是天災。村民還不大敢說。多年後才聽到村裡人說:「那時候餓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陽氣壓不住陰氣,快要餓死的人往往夜裡附上了鬼,又哭又說。其實他們只剩一口氣了,沒力氣說話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說,都是新餓死的人,哭著訴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傳說,我聽得多了,總不大相信。但仔細想想,我們常說:「又做師娘(巫婆)又做鬼」,如果從來沒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會有冒充驅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亞的話:這個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著呢。 《左傳》也記載過鬧鬼的事。春秋戰國時,鄭國二貴胄爭權。一家姓良,一家姓駟。良家的伯有驕奢無道,駟家的子皙一樣驕奢,而且比伯有更強橫。子晳是老二,還有個弟弟名公孫段附和二哥。子晳和伯有各不相下。子晳就叫他手下的將官駟帶把伯有殺了。當時鄭國賢相子產安葬了伯有。子晳擅殺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鄭國的國君懦弱無能,子產沒能夠立即執行國法。子晳隨後兩年裡又犯了兩樁死罪。子產本要按國法把他處死,但開恩讓他自殺了。 伯有死後化為厲鬼,六七年間經常出現。據《左傳》,「鄭人相驚伯有」,只要聽說「伯有至矣」,鄭國人就嚇得亂逃,又沒處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後的二月間,有人夢見伯有身披盔甲,揚言:「三月三日,我要殺駟帶。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殺公孫段。」那兩人如期而死。鄭國的人越加害怕了。子產忙為伯有平反,把他的兒子「立以為大夫,使有家廟」,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現了。 鄭子產出使晉國。晉國的官員問子產:「伯有猶能為鬼乎?」(因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產曰:「能。」他說:老百姓橫死,鬼魂還能鬧,何況伯有是貴胄的子孫,比老百姓強橫。他安撫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鬧了。 我們稱鬧鬼的宅子為凶宅。錢鍾書家曾租居無錫留芳聲巷一個大宅子,據說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讀書,看見一個鬼,就去打鬼,結果大病了一場。我家一九一九年從北京回無錫,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過那所凶宅。我記得爸爸對媽媽說:「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陰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過一個並不陰暗的凶宅。我上大學時,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個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們遊常熟,在她家住幾天。我們同班有個男同學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剛在城裡蓋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來邀請我們三人過兩天到他新居吃飯,因為他媽媽從未見過大學女生,一定要見見,酒席都定好了,請務必賞光。我們無法推辭,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陽光明亮,陳設富麗。他媽媽盛裝迎接。同席還有他爸爸和孿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還有個瘦弱的嫂子帶著個淘氣的胖侄兒,還有個已經出嫁的妹妹。據說,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遷居」的黃道吉日,因為搬遷想必早已停當,不然的話,不會那麼整潔。 回校後,不記得過了多久,我又遇見這個男同學。他和我們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見面。他見了我第一事就告訴我他們家鬧鬼,鬧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趕緊逃回鄉下去了。據說,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體育場,沒知道原先是處決死囚的校場。我問:「鬼怎麼鬧?」他說:「一到天黑,樓梯上腳步聲上上下下不斷,滿處咳吐吵罵聲,不知多少鬼呢!」我說:「你不是在家住過幾晚嗎?你也聽到了?」 他說他只住了兩夜。他像他媽媽,睡得濃,只覺得城裡不安靜,睡不穩。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鬧鬼是他嫂子聽到的,先還不敢說。他叔叔也聽到了。嫂子病了兩天,也沒發燒,無緣無故地死了。才過兩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聽到鬧,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兩個傭人,男的管燒飯,是老家帶出來的,女的是城裡雇的。女的住樓上,男的住樓下,上下兩間是樓上樓下,都在房子西盡頭,樓梯在東頭,他們都沒事。家裡突然連著死了兩人,棺材是老家賬房雇了船送回鄉的。還沒辦喪事,他父母都病了。體育場原是校場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傳來的。他妹妹打來電話,知道父母病,特來看望。開上晚飯,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兒不肯睡挪入爺爺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爺爺的大床。他睡爺爺腳頭,夢裡老說話。他妹妹和爹媽那晚都聽見家裡鬧鬼了。他們屋裡沒敢關電燈。妹妹睡她媽媽腳頭。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細軟逃回鄉下。他們搬入新居,不過七、八天吧,和我們同席吃飯而住在新居的五個人,死了兩個,病了兩個,不知那個淘氣的胖侄兒病了沒有。這位同學是謹小慎微的好學生,連黨課《三民主義》都不敢逃學的,他不會撒謊胡說。 我自己家是很開明的,連灶神都不供。我家蘇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薩」的神龕。年終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過幾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說:「不接了。」爸爸認為灶神相當於「打小報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說人家好話。這種神,送走了正好,還接他回來幹嗎?家裡男女傭人聽說灶神不接了,都駭然。可是「老爺」的話不敢不聽。我家沒有灶神,幾十年都很平安。 可是我曾經聽到開明的爸爸和我媽媽講過一次鬼。我聽大姐姐說,我的爺爺曾做過一任浙江不知什麼偏僻小縣的縣官。那時候我大姐年幼,還不大記事。只有使她特別激動的大事才記得。那時我爸爸還在日本留學,爸爸的祖父母已經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媽媽和大姐姐都留在無錫,只爺爺帶了奶奶一起離家上任。大姐姐記得他們坐了官船,扯著龍旗,敲鑼打鼓很熱鬧。我聽到爸爸媽媽講,我爺爺奶奶有一天黃昏後同在一起,兩人同時看見了我的太公,兩人同時失聲說:「爹爹喂」,但轉眼就不見了。隨後兩人都大病,爺爺趕忙辭了官,攜眷乘船回鄉。下船後,我爺爺未及到家就咽了氣。 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講的。兩人同時得重病,我爺爺未及到家就咽了氣,是過去的事實。見鬼是得病還鄉的原因。我媽媽大概信了,我爸爸沒有表示。 以上所說,都屬「怪、力、亂、神」之類,我也並不愛談。我原是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這是客氣的稱呼。實際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陳人,思想落後是難免的。我還是晚清末代的遺老呢! 可是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輕人」如今也老了。他們的思想正確嗎?他們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們不是幾個人。他們來自社會各界:科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等,而他們的見解卻這麼一致、這麼堅定,顯然是代表這一時代的社會風尚,都重物質而懷疑看不見、摸不著的「形而上」境界。他們下一代的年輕人,是更加偏離「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錢和物質享受的。他們的見解是否正確,很值得仔細思考。 我試圖擺脫一切成見,按照合理的規律,合乎邏輯的推理,依靠實際生活經驗,自己思考。我要從平時不在意的地方,發現問題,解答問題;能證實的予以肯定,不能證實的存疑。這樣一步一步自問自答,看能探索多遠。好在我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無黨無派,也不是教徒,沒什麼條條框框干礙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淺顯的事,不是專門之學,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向後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麼都沒有了嗎?當然,我的軀體火化了,沒有了,我的靈魂呢?靈魂也沒有了嗎?有人說,靈魂來處來,去處去。哪兒來的?又回哪兒去呢?說這話的,是意味著靈魂是上帝給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兒去。可是上帝存在嗎?靈魂不死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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