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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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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大院的平房裡忽出現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衛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樓裡的「牛鬼蛇神」去訓話,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掃大院,清除垃圾,還附帶一連串的禁令:不許喝牛奶,不許吃魚、吃肉、吃雞蛋,只許吃窩窩頭、鹹菜和土豆。當時已經有許多禁令,也不知是誰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撐陽傘,不准穿皮鞋等等。我們這群「牛鬼蛇神」是最馴良、最和順的罪犯,不論誰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為一經「揪出」,就不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在人民群眾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與人民為敵,「自絕於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話」是「相信黨,相信人民」,雖然在那個時候,不知有誰能看清黨在哪裡,人民又是誰。 「極左大娘」不許我家阿姨在我家幹活,因為她不肯寫大字報罵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為家有阿姨,隨便什麼人隨時可打門進來搜查。默存的皮鞋領帶都給闖來的紅衛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機。阿姨撒謊說是公家的,沒讓拿。我教阿姨推說我們機關不准我家請阿姨,「極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關住了大門。阿姨臨走對我說:「你現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壞來了——不過,還是好人多。」這當然是她的經驗之談,她是吃過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嗎?多的是什麼樣的好人呢?——「究竟還是壞人少」,這樣說倒是不錯的。 「掃地出門」很多地方實行了;至少,造反派隨時可闖來搜查。家家都有「罪證」得銷毀。宿舍裡有個「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燒,扔在抽水馬桶裡。不料沖到底層,把馬桶堵塞了。住樓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為「權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馬桶裡的紙片撈出漂淨,敬獻革命群眾。這就引起宿舍裡又一次「揪鬥」。我回家較晚,進院看見大樓前的臺階上站滿了人,大院裡也擠滿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兒匠的愛人,她一見我就偷偷向我擺手。我心知不妙,卻又無處可走,正遲疑,看見平房裡的張大媽對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極左大娘」已經看見我了,提著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臺階,站在默存旁邊。 我們都是陪鬥。那個用楊柳枝鞭我的姑娘拿著一把鋒利的剃髮推子,把兩名陪鬥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邊頭髮,剃成「陰陽頭」。有一位家庭婦女不知什麼罪名,也在我們隊裡。她含淚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著求告,總算倖免剃頭。我不願長他人志氣,求那姑娘開恩,我由她剃光了半個頭。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陰陽頭」的,一個是退休幹部,她可以躲在家裡;另一個是中學校長,向來穿幹部服、戴幹部帽,她可以戴著帽子上班。我沒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頭巾,卻又不能躲在家裡。默存急得直說「怎麼辦?」我持強說:「兵來將擋,火來水擋;總有辦法。」我從二樓走上三樓的時候,果然靈機一動,想出個辦法來。我女兒幾年前剪下兩條大辮子,我用手帕包著藏在櫃裡,這會子可以用來做一頂假髮。我找出一隻掉了耳朵的小鍋做楦子,用默存的壓發帽做底,解開辮子,把頭髮一小股一小股縫上去。我想不出別的方法,也沒有工具,連糨糊膠水都沒有。我費了足足一夜功夫,做成一頂假髮,害默存整夜沒睡穩(因為他不會幫我,我不要他白陪著)。 我笑說,小時候老羡慕弟弟剃光頭,洗臉可以連帶洗頭,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個光頭。果然,羡慕的事早晚會實現,只是變了樣。我自恃有了假髮,「陰陽頭」也無妨。可是一戴上假髮,方知天生毛髮之妙,原來一根根都是通風的。一頂假髮卻像皮帽子一樣,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而且光頭戴上假髮,顯然有一道界線。剪下的辮子擱置多年,已由烏黑變成枯黃色,和我的黑髮色澤不同——那時候我的頭髮還沒有花白。 來京串連的革命小將乘車不買票,公共車輛擁擠不堪,上車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頭擠車。我戴著假髮硬擠上一輛車,進不去,只能站在車門口的階梯子,比車上的乘客低兩個階層。我有月票。不用買票,可是售票員一眼識破了我的假髮,對我大喝一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我聲明自己不是「黑幫」。「你不是黑幫是什麼?」她看著我的頭髮。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麼?牛鬼蛇神、權威、學者,哪個名稱都不美,還是不說為妙。」我心裡明白,等車一停,立即下車。直到一年以後,我全靠兩條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髮就伸手來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當街出彩。我托人買了一隻藍布帽子,可是戴上還是形跡可疑,出門不免提心吊膽,望見小孩子就忙從街這邊躲到街那邊,跑得一溜煙,活是一隻過街的老鼠。默存願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鏡又剃光頭的老先生,保護不了我。我還是獨走靈便。 我們生活上許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眾已通知煤廠不得為「牛鬼蛇神」家送煤。我們日用的蜂窩煤餅,一個個都得自己到煤廠去買。鹹菜、土豆當然也得上街買。賣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樣尖利,眼睛總盯著我的假髮。有個大娘滿眼敵意,冷冷地責問我:「你是什麼人?」我不知該怎麼回答,以後就和默存交換任務:他買菜,我買煤。我每天下班路過煤廠,買三塊大煤、兩塊小煤,用兩隻網袋裝了一前一後搭在肩上,因為我掃地掃得兩手無力,什麼都拿不動了。煤廠工人是認識我的。他們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卻十分照顧。我下班趕到煤廠,往往過了營業時間,他們總放我進廠,叫我把錢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餅。有一次煤廠工人問我:「你燒得了這麼多煤嗎?」我說:「六天買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們聽我還給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給我家送煤的老田說:「乾脆我給你送一車吧。」他果然悄悄兒給我送了一車。我央求他給李健吾和唐棣華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這事不幸給「極左大娘」知道,立即帶著同夥趕到煤廠,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後,聽說「極左大娘」在前院挨鬥了。據說她先前是個私門子,嫁過敵偽小軍官。傳聞不知真假,反正我們院子裡從此安靜了。有個醜丫頭見了我就釘著臭駡;有位大娘公然護著我把她訓斥了一頓,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駡。 宿舍大院裡的暴風雨暫時過境,風勢和緩下來,不過保不定再來一陣。「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橫掃」,我們得戰戰慄栗地待罪。 可是我雖然每天胸前掛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卻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動」。打我罵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況我所遭受的實在微不足道。至於天天吃窩窩頭鹹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復自慰:假如我短壽,我的一輩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責望自己做這樣那樣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亞《暴風雨》裡的米蘭達,驚呼「人類多美呀。啊,美麗的新世界……!」我卻見到了好個新奇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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