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飲茶(20)_楊絳

二〇

　　我聽父親說，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婦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裡的禮節更為繁重；三姑母都很內行。我記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蘇州市為了青陽地日本租界的事請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雙方對她都很滿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們姐妹同到青陽地去看櫻花，路過一個日本小學校，校內正開運動會。我們在短籬外略一逗留，觀看小學生賽跑，不料貴賓臺上有人認識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們一夥人都請上貴賓台。我看見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頻頻躬身行禮的樣兒，覺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蠻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約就是在女高師工作。我五周歲（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師附小上一年級，開始能記憶三姑母。她那時是女高師的「學監」，我還是她所喜歡的孩子呢。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學生正在飯堂吃飯，她帶了幾位來賓進飯堂參觀。頓時全飯堂肅然，大家都專心吃飯。我背門而坐，飯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兒。三姑母走過，附耳說了我一句，我趕緊把米粒兒撿在嘴裡吃了。後來我在家聽見三姑母和我父親形容我們那一群小女孩兒，背後看去都和我相像，一個白脖子，兩撅小短辮兒；她們看見我撿吃了米粒兒，一個個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兒撿來吃了。她講的時候笑出了細酒渦兒，好像對我們那一群小學生都很喜歡似的。那時候的三姑母還一點不怪僻。

　　女高師的學生有時帶我到大學部去玩。我看見三姑母忙著寫字，也沒工夫理會我。她們帶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點害怕，可是不敢說。有一次她們開懇親會，演戲三天，一天試演，一天請男賓，一天請女賓，借我去做戲裡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辮兒盤在頭頂上，插了滿頭的花，衣上也貼滿金花。又一次開運動會，一個大學生跳繩，叫我鑽到她身邊像衛星似的繞著她周圍轉著跳。老師還教我說一套話。運動場很大，我站在場上自覺渺小，細聲兒把那套話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繩絆了腳。那天總算跳得不錯。事後老師問我：「你說了什麼話呀？誰都沒聽見。」

　　我現在回想，演戲借我做「花神」，運動會叫我和大學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時候她在校內有威信，學生也喜歡她。我決不信小學生裡只我一個配做「花神」，只我一個靈活，會鑽在大學生身邊圍繞著她跳繩。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資送赴美留學。她特叫大姐姐帶我上車站送行。大姐姐告訴我，三伯伯最喜歡我。可是我和她從來不親。我記得張勳復辟時，我家沒逃離北京，只在我父親的一個英國朋友波爾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幾天。我母親給我換上新衣，讓三姑母帶我先到波爾登家去，因為父親還沒下班呢。三姑母和波爾登對坐在他書房裡沒完沒了地說外國話，我垂著短腿坐在旁邊椅上，看看天色漸黑，不勝焦急，後來波爾登笑著用北京話對我說：「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這裡了。」我看看外國人的大菱角鬍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臉，不知他們要怎麼擺佈我，愁得不可開交，幸虧父母親不久帶著全家都到了。我總覺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學校裡的人。

　　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臺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汽笛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月臺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我雖然早已乘過多次火車，可是我還小，都不記得。那次是我記憶裡第一次看到火車，聽到「火車叫」。我永遠把「火車叫」和哭泣連在一起，覺得那是離別的叫聲，聽了心上很難受。

　　我現在回頭看，那天也許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驕傲的一天。她是出國求深造，學成歸來，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她還有許多喜歡她的人為她依依惜別。據我母親說，很多學生都送禮留念；那些禮物是三姑母多年來珍藏的紀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蘇州看我父親的時候，自恨未能讀得博士，只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我父親笑說：「別『博士』了，頭髮都白了，越讀越不合時宜了。」我在旁看見她頭上果然有幾莖白髮。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

　　我記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蘇州長住我家的。我們的新屋剛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裡。後園原有三間「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積也擴大了，是個方廳（蘇州人稱「花廳」），三面寬廊，靠裡一間可充臥房，後面還帶個廂房。那前後兩間是父親給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買的小綠鐵床，家具都現成。三姑母喜歡綠色，可是她全不會佈置。我記得陰曆除夕前三四天，她買了很長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綠線為她繡上些竹子做帳帷。「十字布」上繡花得有「十字」花的圖樣。我堂兄是繪畫老師。他為三姑母畫了一幅竹子，上面還有一彎月亮，幾隻歸鳥。我不及把那幅畫編成圖案，只能把畫紙釘在布下，照著畫隨手繡。「十字布」很厚，我得對著光照照，然後繡幾針，很費事。她一定要在春節前繡好，怕我趕不及，扯著那幅長布幫我亂繡，歪歪斜斜，針腳都不刺在格子眼兒裡，許多「十」字只是「一」字，我連日成天在她屋裡做活兒，大除夕的晚飯前恰好趕完。三姑母很高興，獎了我一支自來水筆。可惜那支筆寫來筆劃太粗。背過來寫也不行。我倒並不圖報，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

　　她床頭掛一把綠色的雙劍——一個鞘裡有兩把劍。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劍，她就舞給我們看。那不過是兩手各拿一把劍，擺幾個姿勢，並不像小說裡寫的一片劍光，不見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時候，她還算是喜歡我的，我也還沒嫌她，只是並不喜歡她，反正和她不親。

　　我和二姑母也不親，但比較接近。二姑母上海啟明女校畢業，曾在徐世昌家當過家庭教師，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書。我家房子還沒有全部完工的時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興，或者我如果問得乖巧，她會告訴我好些有趣的經驗。不過她性情孤僻，只顧自己，從不理會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樣。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們家總帶著一幫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夥兒熱鬧說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們家的時候，她只和我父親有說不完的話。我旁聽不感興趣，也不大懂，只覺得很煩。她對我母親或二姑母卻沒幾句話。大概因為我母親是家庭婦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從來說不到一塊兒。她好像願意和我們孩子親近，卻找不到途徑。

　　有一次我母親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議我們孩子開個歡迎會，我做主席致辭，然後送上茶點，同時演個節目助興。我在學校厭透了這一套，可是不敢違拗，勉強從命。新娘是蘇州舊式小姐，覺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強敷衍我們。我父親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們卻不愛受教育，對她敬而遠之。

　　家庭裡的細是細非確是「清官難斷」，因為往往只是個立場問題。三姑母愛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脫了鞋進屋。她自己是「解放腳」，脫了鞋不好走路，況且她的鞋是乾淨的。孩子在後園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脫鞋很方便，可是兩個弟弟不服，去問父親：「爸爸，到旱船去要脫鞋嗎？」我父親不知底裡，只說「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沒叫我們脫鞋。她自己不脫，倒叫我們脫！」他們穿著鞋進去，覺得三姑母不歡迎，便乾脆不到她那邊去了。

　　三姑母准覺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親近。我父親愛貓，家裡有好幾隻貓。貓也各有各的性格。我們最不喜歡一隻金銀眼的純白貓，因為它見物不見人，最無情；好好兒給它吃東西，它必定作勢用爪子一搶而去。我們稱它為「強盜貓」。我最小的妹妹楊必是全家的寶貝。她最愛貓，一兩歲的時候，如果自個兒一人乖乖地坐著，動都不動，一臉稱心滿意的樣兒，准是身邊偎著一隻貓。一次她去撫弄「強盜貓」，挨了貓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氣得傷心大哭。從此「強盜貓」成了我們的公敵。三姑母偏偏同情這只金銀眼兒，常像抱女兒似的抱著它，代它申訴委屈似的說：「咱們頂標緻的！」她出門回來，便抱著「強盜貓」說：「小可憐兒，給他們欺負得怎樣了？」三姑母就和「強盜貓」同在一個陣營，成了我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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