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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七

  自從我回國,父親就租下兩間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時住錢家,有時住父親那邊。鍾書探親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親那邊。三姐姐和七妹妹經常回娘家。父親高興說:「現在反倒擠在一處了!」不像在蘇州一家人分散幾處。我在錢家住的時候,也幾乎每天到父親那裡去轉一下。我們不論有多少勞瘁辛苦,一回家都會從說笑中消散。抗戰末期,日子更艱苦了。鍾書兼做補習老師,得了什麼好吃的,總先往父親那兒送,因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親常得意說:「愛妻敬丈人。」(無錫土話是「愛妻敬丈姆」)有時我們姊妹回家,向父親訴苦:「爸爸,肚子餓。」因為雖然塞滿了仍覺得空虛。父親就帶了我們到鄰近的錦江飯店去吃點心。其實我們可以請父親吃,不用父親再「放焰口」。不過他帶了我們出去,自己心上高興,我們心理上也能飽上好多天。抗戰勝利前夕父親特回蘇州去賣掉了普通版的舊書,把書款向我們「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親在上海的朋友漸漸減少。他一次到公園散步回家說,謠傳楊某(父親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驚問怎會有這種謠言。原來父親碰到一個新做了漢奸的熟人,沒招呼他,那人生氣,罵我父親眼裡無人。有一次我問父親,某人為什麼好久不來。父親說他「沒臉來了」,因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戰的那幾年,我父親心情還是很愉快的,因為愈是在艱苦中,愈見到自己孩子對他的心意。他身邊還有許多疼愛的孫兒女——父親不許稱「外孫」或「外孫女」,他說,沒什麼「內孫」「外孫」。他也不愛「外公」之稱。我的女兒是父親偏寵的孫女之一,父親教她稱自己為「公」而不許稱「外公」。缺憾是母親不在,而這又是惟一的安慰,母親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勞累。有時碰到些事,父親不在意,母親料想不會高興,父親就說,幸虧母親不在了。

  我們安葬了母親之後,有同鄉借住我家的房子。我們不收租,他們自己修葺房子,並接通電線。那位鄉紳有好幾房姨太太,上輩還有老姨太,恰好把我們的房子住滿。我父親曾帶了大姐和我到蘇州故居去辦手續。晚上,房西招待我們在他臥房裡閒談。那間房子以前是我的臥房。他的床恰恰設在我原先的床位上。電燈也在原處。吃飯間裡,我母親設計製造的方桌、圓桌都在——桌子中間有個可開可合的圓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爐,湯鍋燉在爐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礙手。我們的菜櫥也還在原處。我們卻從主人變成了客人,恍然如在夢中。

  這家搬走後,家裡進駐了軍隊,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電,我們家還不起,電源又切斷了。勝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轟炸」的危險,小妹妹還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上學,父親把她托給我,他自己帶著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蘇州小住。自從鍾書淪陷在上海,父親把他在震旦教課的鐘點讓了給鍾書,自己就專心著書。他曾高興地對我說:「我書題都想定了,就叫《詩騷體韻》。阿季,傳給你!」他回蘇州是帶了所需的書走的。

  父親去世後,我末一次到蘇州舊宅。大廳上全堂紅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蕩蕩的大廳上,停著我父親的棺材。前面搭著個白布幔,掛著父親的遺容,幔前有一張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樣到廚下去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門檻上傻哭,我們姐妹弟弟一個個淒淒惶惶地跑來,都只有門檻可坐。

  開吊前,搭喪棚的人來纏結白布。大廳的柱子很粗,遠不止一抱。纏結白布的人得從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繞過柱子,再爬上梯去。這使我想起我結婚時纏結紅綠彩綢也那麼麻煩,聯想起三姐結婚時的盛況,聯想起新屋落成、裝修完畢那天,全廳油漆一新,陳設得很漂亮。廳上懸著三盞百支光的扁圓大燈,父親高興,叫把全宅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的燈都開亮。蘇州供電有限,全宅亮了燈,所有的燈光立即減暗了。母親說,快別害了人家;忙關掉一部分。我現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麼一刹那間,我算是親眼看見了。

  我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姐妹曾在霞飛路(現淮海路)一家珠寶店的櫥窗裡看見父親書案上的一個竹根雕成的陳摶老祖像。那是工藝品,面貌特殊,父親常用「棕老虎」(棕制圓形硬刷)給陳摶刷頭皮。我們都看熟了,絕不會看錯。又一次,在這條路上另一家珠寶店裡看到另一件父親的玩物,隔著櫥窗裡陳設的珠鑽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們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寶店的櫥窗裡尋找那些玩物的伴侶,可是找到了又怎樣呢?我們家許多大銅佛給大弟奶媽家當金佛偷走,結果奶媽給強盜拷打火燙,以致病死,偷去的東西大多給搶掉,應了俗語所謂「湯裡來,水裡去」。父親留著一箱古錢,準備充小妹妹留學的費用。可是她並沒有留學。日寇和家賊劫余的古磁、古錢和善本書籍,經過紅衛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跡。財物的聚散,我也親眼見到了。

  我父親根本沒有積累家產的觀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掛念。我只傷心父親答應傳給我的《詩騷體韻》遍尋無著,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塊的舊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細,咽下大量拌足塵土的眼淚,只找出舊日記一捆。我想從最新的日記本上找些線索,只見父親還在上海的時候,記著「阿×來,饋××」。我以為他從不知道我們送了什麼東西去,因為我們只悄悄地給父親裝在瓶兒罐兒裡,從來不說。我驚詫地坐在亂書亂紙堆裡,發了好一會呆。我常希望夢見父親,可是我只夢見自己蹲在他的床頭櫃旁,揀看裡面的瓶兒罐兒。我知道什麼是他愛吃而不吃的,什麼是不愛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夢見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蘇州,車站上跟在背後走,看著他長袍的一角在掀動。父親的臉和那部《詩騷體韻》的稿子,同樣消失無蹤了。

  我父親在上海經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詞五首和附識一篇,我附在後面,因為讀了他的「附識」,可約略知道《詩騷體韻》的內容。

  讀他的挽詞,似乎惋惜我父親的子女不肖,不能繼承父學;他讀了我的回信,更會歎恨我們子女無知,把父親的遺稿都丟失了。「附識」中提到的《釋面》《釋笑》等類小文一定還有,可是我連題目都不知道。父親不但自己不提,而且顯然不要我看;我也從未違反他沒有明說的意思。《詩騷體韻》一書,父親准是自己不滿意而毀了,因為我記得他曾說過,他還想讀什麼什麼書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經謄清,他一定會寫信告訴我。毀掉稿子當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給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書,我兩個姐姐都一無所知。父親毀掉自己的著作,罪過還在我們子女。一個人精力有限,為子女的成長教育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來。

  我讀了《堂吉訶德》,總覺得最傷心的是他臨終清醒以後的話:「我不是堂吉訶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諾。」我曾代替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只是《詩騷體韻》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只是你們的爸爸。」

  我常和鍾書講究,我父親如果解放後還在人間,他會像「忙人」一樣,成為被「統」的「開明人士」呢,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呢?父親末一次離開上海的時候,曾對我賣弄他從商店的招牌上認識的俄文字母,並對我說:「阿季,你看吧,戰後的中國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將怎樣迎接戰後的新中國,料想他准會驕傲得意。不過,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大概是會給紅衛兵打死的。

  我有時夢想中對父親說:「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樣年齡,《詩騷體韻》准可以寫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親虎著臉說:「我只求出版自己幾部著作嗎?」

  像我父親那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很普遍,卻也並不少。所以我試圖盡我的理解,寫下有關我父親的這一份資料。

  一九八三年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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