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飲茶(12)_楊絳

一二

　　有一次寒假裡，父親歇午，我們在火爐裡偷烤一大塊年糕。不小心，火夾子掉在爐盤裡，年糕掉在火爐裡，乒乒乓乓鬧得好響。我們闖了禍不顧後果，一溜煙都跑了。過些時偷偷回來張望，父親沒事人似的坐著工作。我們滿處找那塊年糕不見，卻不敢問。因為剛剛飯後，遠不到吃點心的時候呢。父親在忍笑，卻虎著臉。年糕原來給扔在字紙簍裡了。母親知道了准會怪我們鬧了爸爸，可是父親並沒有戳穿我們幹的壞事。他有時還幫我們淘氣呢。記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魚缸裡的水幾乎連底凍了。一隻只半埋在泥裡的金魚缸旁邊都堆積著鑿下的冰塊。我們就想做冰淇淋，和父親商量——因為母親肯定不贊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親說，你們自己會做，就做去。我家有一隻舊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幫著做，所以也會，只是沒有材料。我們胡亂偷些東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後園的廳）南廊的太陽裡搖了半天。木桶裡的冰塊總也不化，鐵桶裡的冰淇淋總也不凝，白賠了許多鹽。我們只好向父親求主意。父親說有三個辦法：一是冰上淋一勺開水；二是到廚房的灶倉裡去做，那就瞞不過母親了；三是到父親房間裡的火爐邊搖去。我們採用了第三個辦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親助興嘗了一點點，母親事後知道也就沒說什麼。

　　一次，我們聽父親講叫花子偷了雞怎麼做「叫花雞」，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個雞蛋，又在凍冰的鹹菜缸裡偷些菜葉裹上，塗了泥做成一個「叫花蛋」。這個泥蛋我們不敢在火爐子裡烤，又不敢在廚房大灶的火灰裡烤，只好在後園冒著冷風，揀些枯枝生個火，把蛋放在火裡燒。我們給煙熏出來的眼淚險些凍冰。「叫花蛋」倒是大成功，有醃菜香。可惜一個蛋四人分吃，一口兩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後悔沒讓父母親分嘗。

　　我父親晚年常失眠。我們夏天為他把帳子裡的蚊子捉盡。從前有一種捕蚊燈，只要一湊上，蚊子就吸進去燒死了。那時我最小的妹妹楊必^①已有八九歲，她和我七妹兩個是捉蚊子的先鋒，我是末後把關的。珠羅紗的蚊帳看不清蚊子在裡在外，尤其那種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掃，把帳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幾遍，保證帳子裡沒一隻蚊子。

　　①楊必，《剝削世家》和《名利場》（人民文學版）的譯者。

　　家裡孩子逐漸長大，就不覺熱鬧而漸趨冷清。我大姐^①在上海啟明教書，她是校長嬤嬤（修女）寵愛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課。我三姐最美而身體最弱，結婚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兩個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歲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歲。他們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經不貪玩而貪看書了。父親一次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我說：「一星期都白活了。」父親笑說：「我也這樣。」我覺得自己升做父親的朋友了。暑假裡，乘涼的時候，門房每天給我送進幾封信來。父親一次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長吟「故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我忽然發現我的父親老了，雖然常有朋友來往，我覺得他很疲勞，也很寂寞。父親五十歲以後，一次對我說：「阿季，你說一個人有退休的時候嗎？——我現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親自覺體力漸漸不支，他的血壓在升高，降壓靈之類的藥當時只是神話。父親又不信中藥，血壓高了就無法叫它下降。他所謂「退休」，無非減少些工作，加添些娛樂，每日黃昏，和朋友出去買點舊書、古董或小玩意兒。他每次買了好版子的舊書，自己把蜷曲或破殘的書角補好，叫我用頇的白絲線雙線重訂。他愛整齊，雙線只許平行，不許交叉，結子也不准外露。父親的小玩意兒玩膩了就收在一隻紅木筆筒裡。我常去翻弄。我說：「爸爸，這又打入『冷宮』了？給我吧。」我得的玩意兒最多。小弟弟有點羡慕，就建議「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①楊壽康，曾翻譯法國布厄端（P. Bourget）《死亡的意義》（商務版，一九四〇年）。

　　父親曾花一筆錢買一整套古錢，每一種都有配就的墊子和紅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親病了，覺得天旋地轉，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錢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稱。我卻愛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鏟刀錢」「袴子錢」之類。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樣能替掉些父親的心力。

　　我考大學的時候，清華大學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來招生。我就近考入東吳大學。上了一年，大學得分科，老師們認為我有條件讀理科。因為我有點像我父親嘲笑的「低能」，雖然不是每門功課一百分，卻都平均發展，並無特長。我在融洽而優裕的環境裡生長，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嚴肅認真地考慮自己「該」學什麼。所謂「該」，指最有益於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輩子。我知道這個「該」是很誇大的，所以羞於解釋。父親說，沒什麼該不該，最喜歡什麼，就學什麼。我卻不放心。只問自己的喜愛，對嗎？我喜歡文學，就學文學？愛讀小說，就學小說？父親說，喜歡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親是縱容我。可是我終究不顧老師的惋惜和勸導，文理科之間選了文科。我上的那個大學沒有文學系，較好的是法預科和政治系。我選讀法預，打算做我父親的幫手，借此接觸到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積累了經驗，可以寫小說。我父親雖說隨我自己選擇，卻竭力反對我學法律。他自己不愛律師這個職業，堅決不要我做幫手，況且我能幫他幹什麼呢？我想父親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當女律師（在當時的社會上，女律師還是一件稀罕物兒）。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對政治學毫無興趣，功課敷衍過去，課餘只在圖書館胡亂看書，漸漸瞭解：最喜愛的學科並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學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還深印在腦裡。我既不能當醫生治病救人，又不配當政治家治國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無知，老而無成，當年卻也曾那麼嚴肅認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過這也足以證明：一個人沒有經驗，沒有學問，沒有天才，也會有要好向上的心——儘管有志無成。

　　那時候的社會風尚，把留學看得很重，好比「寶塔結頂」，不出國留學就是功虧一簣——這種風尚好像現在又恢復了。父親有時跟我講，某某親友自費送孩子出國，全力以赴，供不應求，好比孩子給強徒擄去做了人質，由人勒索，因為做父母的總捨不得孩子在國外窮困。父親常說，只有咱們中國的文明，才有「清貧」之稱。外國人不懂什麼「清貧」，窮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壞人。要賺外國人的錢，得受盡他們的欺侮。我暗想這又是父親的偏見，難道只許有錢人出國，父親自己不就是窮學生嗎？也許是他自己的經驗或親眼目睹的情況吧。孩子留學等於做人質的說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應的苦心罷了。我在大學三年的時候，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為我請得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據章程，自備路費之外，每年還需二倍于學費的錢，作假期間的費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長告訴我，用不了那麼多。我父母說，我如果願意，可以去。可是我有兩個原因不願去。一是記起「做人質」的話，不忍添我父親的負擔。二是我對留學自有一套看法。我系裡的老師個個都是留學生，而且都有學位。我不覺得一個洋學位有什麼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國去讀政治學（我得繼續本大學的課程），寧可在本國較好的大學裡攻讀文學。我告訴父母親我不想出國讀政治，只想考清華研究院攻讀文學。後來我考上了，父母親都很高興。母親常取笑說：「阿季腳上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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