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飲茶(10)_楊絳

一〇

　　我們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後後的破房子還沒拆盡，到處都是鼻涕蟲^①和蜘蛛；陰濕的院子裡，只要扳起一塊磚，磚下密密麻麻的爬滿了鼻涕蟲。父親要孩子幹活兒，懸下賞格，鼻涕蟲一個銅板一個，小蜘蛛一個銅板三個，大蜘蛛三個銅板一個。這種「勞動教育」其實是美國式的鼓勵孩子賺錢，不是教育「勞動光榮」。我週末回家，發現弟弟妹妹連因病休學在家的三姐都在「賺錢」。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條鼻涕蟲硬要一塊錢（那時的一元銀幣值 270—290 銅板）。我聽見母親對父親說：「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惟利是圖了。」可是物質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蟲和蜘蛛都捉盡。母親對「惟利是圖」的孩子也有辦法。錢都存在她手裡，十幾元也罷，幾十元也罷，過些時候，存戶忘了討賬，「銀行」也忘了付款，糊塗賬漸漸化為烏有。就像我們歷年的壓歲錢一樣。因為我們不必有私產，需錢的時候可以問母親要。

　　①軟體動物，像沒殼的蝸牛而較肥大。

　　假如我們對某一件東西非常豔羨，父親常常也只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爭取。也許這又是一項「勞動教育」，可是我覺得更像鼓吹「個人奮鬥」。我私下的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都有嗎？」

　　我父親又喜歡自稱「窮人」。他經常來往的幾個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為他開口就有說不盡的苦事），一是「忙人」（因為他社會活動較多），一是父親自稱的「窮人」。我從父母的談話裡聽來，總覺得「窮人」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反抗性的自詡，仿佛是說：「我是窮人，可是不羡慕你們富人。」所謂「窮」，無非指不置家產，「自食其力」。不過我父親似乎沒有計較到當時社會上，「自食其力」是沒有保障的；不僅病不得，老不得，也沒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幹自己喜愛或專長的事。

　　我父親不愛做律師。他當初學法律，並不是為了做律師。律師的「光榮任務」是保衛孤弱者的權益，可是父親只說是「幫人吵架」。民事訴訟十之八九是為爭奪財產；便是婚姻問題，底子裡十之八九還是為了財產。我父親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當起法官來，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成了當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紹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要求我父親設法對付他異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讓她承襲遺產。那妹妹還在中學讀書。我記得父親怒衝衝告訴母親說：「那麼個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臉說出這種話來！」要幫著欺負那個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這種案件。可是我父親硬把那人訓了一頓，指出他不能勝訴（其實不是「不能」而是「不該」），結果父親主持了他們分家。

　　有時候我父親為當事人氣憤不平，自己成了當事人，躺在床上還撇不開。他每一張狀子都自己動筆，悉心策劃，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勝訴。如果自己這一方有弱點，就和對方律師勸雙方和解。父親常說，「女太太」最奇怪，打贏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稱心，就好像全是辯護律師的恩惠。父親認為那不過是按理應得的解決罷了。有許多委任他做辯護律師的當事人，事後就像我家的親戚朋友一樣，經常來往。有兩個年輕太太曾一片至誠對我母親叩頭表示感謝；多年後還對我們姊妹像姊妹一樣。

　　有些事不論報酬多高，我父親決不受理。我記得那時候有個駐某國領事高瑛私販煙土出國的大案件，那領事的親信再三上門，父親推說不受理刑事案。其實那是誑話。我祖母的丫頭嫁一農民，她兒子酒後自稱某革命組織的「總指揮」，法院咬定他是共產黨，父親出盡力還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記得一次大熱天父親為這事出庭回家，長衫汗濕了半截，裡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濕得滴出水來。父親已經開始患高血壓症，我接過那件沉甸甸的濕衣，心上也同樣的沉重。他有時到上海出庭，一次回來說，又攬了一件刑事案。某銀行保險庫失竊。父親說，明明是經理監守自盜，卻冤枉兩個管庫的老師傅。那兩人歎氣說，我們哪有錢請大律師呢。父親自告奮勇為他們義務辯護。我聽偵探小說似的聽他向我母親分析案情，覺得真是一篇小說的材料。可惜我到清華上學了，不知事情是怎樣了局的。^①

　　①《當代》一九八三年五、六兩期刊載了我回憶父親的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寧夏銀川市一位財經部退休幹部林壯志同志來信說，他對這件失竊案深知內情。他說我父親「對案情的分析是正確的，那是一件監守自盜案」。他已寫了《五十五年前無錫銀行保險庫失竊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個世紀前這個疑案之謎」。據說那兩個老師傅宣告無罪釋放，案子「不了了之」。

　　那時蘇州的法院賄賂公行。有的律師公然索取「運動費」（就是代當事人納賄的錢）。「兩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記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當事人沒錢，可以等打贏了官司大家分肥，這叫做「樹上開花」。有個「詩酒糊塗」的法官開庭帶著一把小茶壺，壺裡是酒。父親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師，我記得他們經過仔細商量，合寫了一個呈文給當時的司法總長（父親從前的同學或朋友）。這些時，地方法院調來一個新院長。有人說，這人在美國坐過牢。父親說：「坐牢的也許是政治犯——愛國志士。」可是經調查證實，那人是偽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記得父親長歎一聲，沒話可說。在貪污腐敗的勢力面前，我父親始終是個失敗者。

　　他有時伏案不是為當事人寫狀子。我偶爾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我今天放了一個『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毒的大臭屁」。過一二天，母親就用大剪子從《申報》或《時報》上剪下這個「屁」。我只看見一個「評」字，上面或許還有一個「時」字吧？父親很明顯地不喜歡我們看，所以我從沒敢偷讀過。母親把剪下的紙粘連成長條，卷成一大卷，放在父親案頭的紅木大筆筒裡。日寇佔領蘇州以後，我們回家，案上的大筆筒都沒有了。那些「評」或許有「老圃」的簽名，可是我還無緣到舊報紙上去查看。^①

　　①承華東師範大學闞緒良同志抄給我看徐鑄成先生《報海舊聞》11 頁上一段文字：「我那時比較欣賞老圃的短文章，談的問題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較雋永。」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們發現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將出版《老圃遺文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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