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飲茶(5)_楊絳_學達書庫

五

　　東京《國民報》以英國人「經塞爾」名義發行。「經塞爾」其實是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的外國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館的干涉。報中文字由某某等執筆，其中有我父親。後來因資本告罄停版。

　　抗戰勝利後，我在上海，陳衡哲先生請我喝茶，會見胡適。他用半上海話對我說：「我認識你的姑母，認識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蘇滬土語『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①鍾書對我說，胡適決不肯亂認老師，他也不會記錯。我想，大概我父親由譯書院回南後在上海工作。曾在澄衷學校、務本女校、中國公學教課；不知在哪個學校教過胡適。聽說我父親暑假回無錫，在俟實中學公開鼓吹革命，又拒絕對祠堂裡的祖先叩頭，同族某某等曾要驅逐他出族。我記得父親笑著講無錫鄉紳——駐意大利欽差許玨曾憤然說：「此人（指我父親）該槍斃。」反正他的「革命邪說」招致清廷通緝，於是他籌借了一筆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國。

　　①胡適到過我家蘇州寓所，只是我沒見過。他《四十自述》中提到他的老師楊志洵（景蘇）先生是我父親的族叔亦好友。

　　我大姐說，父親一九〇六年到美國求學。但據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籍簿，他一九〇六年九月入該校研究科，專研法律；一九〇七年七月畢業，寄寓何處等等都記載分明。料想我父親在清廷通緝令下，潛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徑。早稻田大學本科卒業不授學位；考入研究科，通過論文，便獲得法學士學位。隨後他就到美國去了。

　　父親告訴我，他初到美國，住在校長（不知什麼學校）家裡學習英語，同住宿的還有幾個美國青年。他要問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類），同學不敢回答，特地問得校長准許，才敢教他。

　　父親從未提及他的學位和論文。我只偶爾揀得一張父親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的註冊證。倒是鍾書告訴我：「爸爸的碩士論文收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叢書第一輯，書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我只記得大姐講，父親歸國途中遊歷了歐洲其他國家，還帶回好幾份印好的論文。我問鍾書：「你怎麼會知道？」鍾書說：「我看見的——爸爸書房裡的書櫥最高層，一本紅皮書。我還問過爸爸，他說是他的碩士論文——現在當然找不到了。」我寫信給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沒有這本書。據她回信，鍾書一點也沒記錯。那本書一找就見，在法學院圖書館。承她還為我複製了封面幾頁和一篇盧易士（Draper Lewis）教授寫的序文。據那張註冊證，他是當時的法學院長。全書三百十九頁，我父親離校後一九一一年出版。從序文看來這本書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據的德國商法以及它所採用的歐洲大陸系統的商法作比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為了適合日本的國情，由比較中闡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對這本書很稱賞，不過我最感親切的是盧易士先生形容我父親寫的英文：「雖然完全正確，卻有好些別致的說法；而細讀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簡潔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確切地表達出來。」我想這是用很客氣的話，說我父親寫的英文有點中國味道吧？

　　我猜想，父親再次出國四年多，脫離了革命，埋頭書本，很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法治」產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漸漸冷靜下來。北伐勝利後，我經常聽到父親對母親挖苦當時自稱的「廉潔政府」。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記得父親曾和我談過「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得失。他講得很仔細，可是我不大懂，聽完都忘了，只覺得父親傾向于改良。他的結論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不過父親和我講這番話的時候，他的「立憲夢」早已破滅了。我當時在父母的庇蔭之下，不像我父親年輕時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脫離實際的後知後覺或無知無覺，只憑抽象的瞭解，覺得救國救民是很複雜的事，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解決問題，還得爭求一個好的制度，保障一個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親對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稱慈禧為禍國殃民的無識「老太婆」。我也從未聽他提到光緒有任何可取。他回國後由張謇推薦，在北京一個法政學校教課。那時候，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聽到我父親是東西方法律的行家，請他晚上到王府講授法律課。我父親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為背景的小說裡曾提起這事，鍾書看到過，但是記不起書名，可能是《留芳記》。聽說這個肅親王是較為開明而毫無實權的人。我父親為他講法律只是為糊口計，因為法政學校的薪水不夠維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親辭職回南，肅親王臨別和他拉手說：「祝你們成功。」拉手祝賀，只表示他有禮貌，而「你們」兩字卻很有意思，明白點出東家和西席之間的不同立場。「祝你們成功」這句話是我父親著重和我講的。

　　我父親到了上海，在申報館任編輯，同時也是上海律師公會創始人之一。當律師仍是為糊口計。我是第四個女兒，父母連我就是六人，上面還有祖母。父親有個大哥在武備學校學習，一次試炮失事，轟然一聲，我大伯父就轟得不知去向，遺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還有大小孩子的學費。我的二姑母當時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啟明女校讀書，三姑母在蘇州景海女校讀書，兩位姑母的學費也由我父親供給。我有個叔叔當時官費在美國留學，還沒有學成。整個大家庭的負擔全在我父親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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