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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李衛公實際上設計了三個長安，但是人們看到的只有一個。他不但設計了城市，還有和城市有關的一切東西。在第一個長安（風力長安）沒有城牆，因為城牆擋風。為了防禦，每一座高塔都修得十分堅固，可以住上千的人。那裡的人都穿白色的緊袖衣，白色的燈籠褲，頭上的無簷帽有黑色的飄帶，時時刻刻提醒每個人風從哪裡吹來。這些人駕駛著風帆，從所有的地方運來必需的物資，修理索具和風車，使用六分儀和航海時計，必要的聰明實在是必不可少。為了頭腦的需要，就得多吃魚，而且必須吃好魚，比方說金槍魚、馬林魚之類。 　　這些魚可不像我們現在吃的帶魚、橡皮魚那樣好撈，只有駕了大船到遠海才能釣到。這樣我們就要變成一個航海民族了，每個人都是黑黝黝的，我們的都城也會沉浸在大海的腥味裡。一個航海民族的興衰取決於頭腦聰明，技藝高超，所以不會有這麼多的人。在我國首都的石頭牆上，一年四季都滲入了大海的藍光。我對此毫無意見，因為我精通球面三角，在那裡不當船長也得當大副。 　　在第二個長安裡也沒有城牆，因為要讓水流通過，所以用巨木為柵欄，整個城市淹沒在一片綠蔭中——到處都是參天巨樹或者是連片的綠竹，因為沒有木頭竹子簡直就不能活。除此之外，還特別潮濕，連皮大樹的旋轉水槽下面，木板牆上，到處長滿了青苔，林下也長滿了草。那裡的人都穿黑皮衣服，衣襟到衣襟還有半尺寬，中間用皮條系住，以便露出黲黲黑毛。不管是砍樹，還是扛木頭，都得有把子力氣才好。所以人都是一米九高矮，百公斤左右的大漢。像這樣的人必需吃肉，所以我們就變成一個吃肉民族了。 　　一個吃肉民族不會有很多的人，因為必須留有放牧畜群的地方，藏有野味的樹林，不能哪兒都是人。這樣我們的首都就會是一些崎嶇之地，在樹蔭的狹縫裡有一些零星的天空，而且不分晴雨，頭頂上老落水滴——樹林子裡總是這樣的。我對此也是毫無意見，雖然我身體瘦弱，人家准叫我去牧牛或牧豬，但是我喜歡動物，不管是哪一種。甚至見了眼鏡蛇和老鼠，都不願把它們打死。只有人力長安對我不合適：像我這樣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一定常被捉到衙門裡去，這樣我既不是船長大副，又不是牧人，而成了個挨打的屁股。但是像到哪個長安去這樣的事必須由頭頭們拿主意，我們說了都不算。 　　李衛公在世的時候，長安城氣派非常。這不是說長安城裡都是石頭砌成的高樓大廈，門前有青翠的草坪和噴泉，而是恰恰相反——長安城裡見不到一片石頭，一棵活著的草，一股流動的水。所有的房子都用磚瓦木料，並且全是一層的。那時在長安路上騎馬的人都帶一包土，假如自己的馬在大街上撤了尿，就要馬上下來，把流動的尿用土蓋住。 　　更沒人敢當街倒髒水。長安的房子很矮，但是街道很寬。地上沒有草，但是每一寸地面無不印著條帚的痕跡。在街上走的人自動追上前面的人，或者放慢了腳步等待後面的入，以便結成隊伍，邁開齊步走的步伐。但是一旦跟上了隊就不好意思從隊伍裡離開，所以原準備到隔壁看看鄰居，就可能被裹著走遍了全城，直到晚上才精疲力盡的回家，把看鄰居的事也忘了。那時候的外國人到了長安，看到大街上塵土飛揚大隊人馬在行進，常常驚訝得張大了嘴巴再也閉不上。 　　不過長安剛剛建好時，裡面的居民有三分之二是退伍老兵，擅長隊列科目，對於齊步、正步、向左向右轉等等，都是無比熟練。而別的人想要遷到城裡來住，也要經過三個月的隊列訓練。這一點外國人並不知道，只以為是水土的關係。他們對自己的懶散很慚愧，放而拼命喝長安城裡又鹹又澀、帶有輕微尿味的井水，不喝優待外國人的礦泉水；並且到了飯館裡就說：把你們吃的東西給我來一份！這樣做的效果不顯著，就去買來嫩核桃把自己染黃，動手術把雙眼皮縫上，裝出單眼皮的模樣。 　　虯髯公派來的大批的遣唐使，還未來得及學習大唐的制度，看了這種景象，就跑回去讚不絕口，說咱們永遠趕不上——除非從現在開始不吃魚，光吃小米飯。但是扶桑這個地方不吃魚就要鬧糧荒，而且穀子不耐澇，那個地方雨水又特別多，所以就沒有完全照衛公的法子辦，只是採用了他發明的禮節。光這一條就夠他們受的了。 　　我們知道長安城裡有一座鐘樓一座鼓樓，鐘樓裡有一個老兵在繞鐘走動，每走一圈是一分鐘，走滿六十圈就擊鐘一次。長安建城之初，這座鐘非常之准，簡直不下於英國的大笨鐘。過了一些年，這個兵腳上長了雞眼，這座鐘就慢了下來，逐漸慢到了每天慢兩個小時的程度，長安城裡開始日月顛倒。又過了些年，這個兵又得了痛風病，這座鐘就達到了每天慢二十四小時的程度，於是長安城裡就出現了兩種時間，公家時間和太陽時間。按公家時間一小時行人可以走二十裡，按太陽時間則減半。 　　按公家時間每天太陽升起兩次，按太陽時間也減半。你在長安城裡問一個半老徐娘年紀，她說二十歲，實際是二十公歲。你去問位老人家高夀，他說七十歲，那就是太陽歲了。這樣就增加了計時的複雜性。等到那座鐘樓一天慢七十二個小時，公家時間就被廢掉了。那時候該老兵已經中風患了半身不遂，還在掙扎著繞鐘行走。好在他已經沒有擊鐘的力量，敲出的聲音只在鐘樓裡才能聽見了。 　　而那座鼓樓的故事是這樣：樓裡有個大鼓，由鼓手在上面擊出鼓點來，讓全城的人踩著它行進。這種工作十分累，要用一大群健壯的人以便輪換；而且它又非常枯燥，所以有些鼓手後來就精神崩潰了，不顧一切地在鼓上擊出些花點，讓全城的人不走正步，而是扭秧歌或跳著迪斯科。幹完了這樣的壞事，他就說：要殺要剮隨便罷。因為這個緣故，後來擊鼓的制度就被廢除了。 　　好在那些老兵也都到了風燭殘年，也覺得走正步太累，也沒有提出意見。長安建城之初，假如有人在路上揀到了銅錢，就把它交給頭頭，頭頭們再設法交還給丟錢的人。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人人拾金不昧，但是銅錢的總數也不會增多，大夥還是那麼窮。既然是那麼的窮，所以丟錢的事也很少發生。後來頭頭們又規定，一枚銅錢經過了一次拾金不昧，就在上面打一個鋼印，可以當兩枚花。這使大夥在路上故意拋撤銅錢，長安市上的錢很快都打滿了鋼印，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不管打不打鋼印，銅錢是一文不值了。長安城裡拾金不昧的好事總數卻直線上升。但是後來大家發現沒有了銅錢很不方便，就把這項制度也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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