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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在的時候，可說是黃金時代。大虞是我們的兄長，他將他的房間提供給我們的男生住，為我們打飯打菜，請我們看電影。當我們之間有了齟齬的時候，充當斡旋調解。而當我們鬧起小心眼，對他心生芥蒂的時候，他則作渾然不覺，等待我們脾氣過去，回復常態，再一如既往。那陣子，我們這些下鄉知青，在農機廠擁來擁去，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吃飯時則擠在最前面，一買一大堆，以至後來的人都沒了菜。人們都對我們側目而視，背底裡閒話也很多。可我們不管這些，老實說，我們壓根兒沒把這破廠放在眼裡，也沒把這破縣城放在眼裡。我們我行我素。在農機廠的知青裡，有一個來自上海復旦附中。這是一個市級重點中學，地處上海東北角，學生都是住讀。因是高等學府附屬，深受學術風氣薰陶，學生們與普通中學氣質很不一樣，學養很厚的樣子。這個復旦附中生是個比較母性的女生，很會照應人，集體戶的男生得她照顧已成習慣，就很依戀地往農機廠跑著。有的還正式在她這裡養病，吃住得十分安心。這些青年都熱衷於政治和哲學，到了農村便積極進行社會調查，然後起草「中國農村現狀之分析」，我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認識，就是對自他們的傳播。他們的話聽來半懂不懂，但這些艱澀的名詞和概念，卻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後頭隱藏的，是一種與它本意完全不同的東西，這種東西其實更接近文學，這是一個審美範疇內的東西。它的性質到了我們中間，發生了奇妙的變化。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學的了，它成了一個藝術的符號。它們與我們日常使用的詞匯，語言，句式，那麼不同，和現實相去甚遠。這些從外來的概念生硬翻譯而成的名詞，在我們這裡，散發出唯美的光輝。它的不同尋常的字和字的組織，由此生髮的字形，音節，在我們的實用性語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統。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棱兩可的思想。這思想，或許稱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種茫無所措，游離失所的思索的片斷。它們很像是一個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尋找自己的軀殼。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軀殼，在尋找思考的實質。這是一種虛無的遊戲，我們使用著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語，竟然能銜接得如此嚴密。緊湊，並且連篇累續。這一切都帶有極強的虛構的意味，也就是文學的意味。說這是一個文學的時期，還是指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包含有我們的行為都帶有著虛擬的情節的含義。那不是一個實用的年頭，真實的世界非常狹小，我們只能享用虛構的生活。

　　前面說過，閱讀已經滿足不了我們，寫作的時代就此開始。最有力的證明就是那首流傳甚廣的南京知青寫作的「知青之歌」。其實，這首歌只是那時期的寫作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許多寫作都自生自滅，隨著時間自行消失了。這些寫作所以沒有昭示於眾，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的原因，因這些寫作表現的是個人的情感，顯然違背社會總體原則；另一方面也出於個人的自謙的心情，我們深以為是大膽造次，非常害羞，只拿此當作遊戲，自己寫，自己看。所以，這時的寫作倒是純粹的私人化寫作，沒有一點功用的目的。我們的寫作深受我們的閱讀影響，具體地說，就是受舊俄文學的影響。只要舉一個作品為例，便可看出這點。那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寫作的作品，漸漸地傳開了。有時候，我們寫了東西，也在私底下傳看，討論，學習。這是一篇小說，寫的是一名知青，在一個偏僻的小城裡，在糧站認識了一個壓麵條的老人。由於她常常去那裡買機壓面，便與老人熟識起來。老人有著不同于常人的文雅的氣質，談吐間流露出他頗有來歷。他單獨一人住一間小土坯屋，在傾斜的河岸。他的屋裡有著許多書籍，古今中外，以蘇俄的小說為多。知青和老人漸漸成了忘年交，時常上門借書。就這樣，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來他是一個右派，被放達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離地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急著晚期的結核病。有一次，知青回家過年，再來小城時，糧站裡區麵條的卻換了個年輕人。她又尋到老人的小屋，見小屋鎖著門，門前河岸上，卻多了一座墳墓。這樣的故事遍佈舊俄時期的小說情節之中，情景氣氛也是西伯利亞式的的，但卻與我們所處的現實契合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關係貼近著我們的生活，是我們生活中隨處可見。說真的，這篇小說很能反映我們那個時代，那個隱居的時代。我們可在根深蒂固的社會關係中，突然發現一種新的，外來的因素。這種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這些偏僻的歷史的牆縫裡，慢慢地長了進去，成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卻給原先純粹的歷史和社會摻進了沙子，改變了它的穩定的性質，有一些根子一樣的東西就動搖了。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自己就是那種沙子，那個時代的隱居者。

　　我們穿行在縣城的石子路上，縣城的表情似要比鄉間冷漠。它們不太關心我們，視我們於無睹，我們和它兩不相干。鄉間卻是柔軟的，它要溫情得多，時常感動著我們的心。可是在鄉間的柔軟底下，其實是有一股韌勁，它的柔軟是因為它的質地特別純，顆粒細膩，彼此間擠壓很緊。它們是更為綿密的結構。而縣城則是有雜質的，它的成分比較粗礪，組織比較鬆散，事實上，它遠不如鄉間來得堅實。在它的漠不關心的底處，是兼容並收的空子。對於外來的因素，柔軟的鄉間是有足夠的消化力，將其演變為可以吸收的成分，當然在這演變的過程，它自身的性質也在潛移默化。而縣城則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較大，它容納那些不完全對脾性的東西，不消化也不要緊。這就是它雜的緣故。因為它雜，它就沒有鄉間那種一貫如一的風範。那種一貫如一的風範是內外和諧，首尾相應，氣韻通順的景象，它有著完整的自給自足的循環系統。而縣城別看它外表生硬，實質是要軟弱些的，但也還行，雖有些疏鬆破碎，但足以支撐到底。隱居者們便嵌進了這些歷史長壁的裂痕裡面，他們孱弱的生存結成了裂痕裡的藤蔓植物。

　　在我們的文學生涯裡，還出現過一些曇花一現的人物。他們是我們生涯裡的過客。我已經想不起來那位復旦大學六六屆生，究竟是在縣城裡的哪個單位？他為什麼是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這個縣城的某個地方，是那四十人一批的上海大學生之一。他們在同一天裡從蚌埠乘船來，登上碼頭，然後分散在縣城的各個單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過這麼一次，從此無影無蹤。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他是那類舊式的上海人，中山裝像西裝一樣整齊服帖地穿在身上，袖口裡露出雪白的襯衫袖子，毛料的褲縫筆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錚亮。他也是戴(王秀)琅架眼鏡，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鏡更像是一種裝飾，鏡架也是老派的精緻。他身左身右伴著我們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縣城的石子路上，怎麼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受環境影響的，來到這裡的上海人，即使是像大虞那樣嚴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妥協和遷就。比如，大虞就經常穿一雙高抵膝下的膠皮防水靴，是有些戲劇化，但也是內地式的戲劇，與上海的風氣相去甚遠。而這一位，卻決不。他的步態，身姿，說話，微笑，一絲不苟，沒有一點走樣。我不記得他是否說過普通話，想來這是不得不說的，要不，他怎麼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話則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標準的上海話。如我們這一輩的上海人，有許多字詞，都不會發育了。這時候的上海話，已吸收了相當多的北京語的字詞，尤其是務虛方面的。當要表達思想，感情，觀點，觀念，我們不得不以北京話來代替。而他不，他堅持用純粹的上海話來進行，並且貫徹到底。而且，他將上海話說得那麼溫文爾雅，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開埠不到一百年的上海是個粗魯的地方，上海話難免是有些俚俗氣，還有些江潮氣。可他，改變了這種語言的面目。這種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區，世家出身，西學教育，再加歐風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職員家庭出身，是耳德目染，精心學習的結果。這就是海派，是十裡洋場的上海的正傳。現在，他來到了這個縣城，來到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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