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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二十世紀包括十九世紀末期的一百來年的思想，最最精粹的果實以及殘羹剩飯，在同一個時刻裡向我們奔湧而來。我們選擇的高低往往聽憑於我們的天賦和運氣。可是，在表面上，我們卻呈現出日新月異的氣象，並且似乎總是走在時代最新潮流的前列。這使得叔叔那一類人會產生一種落伍的危機感，他們往往是以導師般的姿態來掩飾這種感覺，就像我們，總是用現代派的旗幟來掩蓋我們底蘊的空虛。我們這兩代人在當面互相誇讚之後，是互相的藐視，這妨礙了我們的交流和互助。他們在肯定我們的成績時，有時候會說我們遇到了好時候，言外之意是他們沒有及時地遇到好時候，而我們的成績只是倚仗了好時候罷了。 　　我們占了年齡上的便宜，有時候對他們態度寬大，說一些崇拜他們經驗的好話，弦外之音則是除了經驗而外他們並不比我們多出什麼。我們心裡其實是不承認他們精神領袖的地位，在我們看來，精神應是共和制的，沒有什麼領袖不領袖。他們的作品在我們看來，總是思想太多，似乎小說只是個盛器。他們總是被思想所累，樣樣無聊的事物都要被賦上思想，然後才有所作為。我們認為天地間一切既然發生了，就必有發生的理由與後果，所以，每一樁事都有意義，不必苦心經營地將它們歸類。認為所有的事物都有含義是我們一種極端的看法，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極端看法，則是一切都無意義，意義在於視者自己，一切存在只是我們個人意識的載體或寄存處而已。 　　這是兩種好逸惡勞，不肯動腦筋，不願勞動的對世界的看法。而叔叔他們則在這兩者之間。他們首先承認事物客觀的意義，再求於人的主觀發現。他們自找麻煩，選擇這種耗時又耗力的觀念，還使得下一代對他們議論紛起，認為他們強加於人。他們背負著思想的苦役。我們主觀主義地認為，他們的受苦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選擇了錯誤的思想方式，活得不夠灑脫。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意識到。人所受到的制約是多麼不可違抗，若說是人選擇了思想方式，不如說是思想方式選擇了人。 　　我們以為什麼都可隨心所欲，做遊戲也可不遵守規則。小說這世界給予我們的是一個假像，我們以為現實也如小說一樣，可以任意指點江山；我們以為現實和小說一樣，也是一種高智力的遊戲。小說給予我們和叔叔的迷惑是一樣的，它騙取了我們的信任，以為自己生活在自己編造的故事裡。這一個虛擬的世界矇騙了我們兩代人，還將矇騙更多代的人們。 　　叔叔在文革以後的故事就是在此基礎上發生的。我雖然是採用了順敘的手法，其實質卻是倒敘。我是在瞭解了故事結局之後，才開始選擇故事的材料，組織故事，設計叔叔的心理動機。所以，我現在就可以斷定叔叔文革後的故事的性質。在當時，我們一無瞭解，我們將它看作是另一樁故事。文革結束的時候，叔叔正好四十歲。四十歲的男人正在當年，成熟卻依然青春勃發。叔叔留了絡腮鬍子，眼角和額頭有刀刻似的皺紋，這使得二十多三十多的男性在他面前成了兒童。 　　後來，絡腮鬍子風行不衰，不知道這除了重映三十年代美國西部片的原因外，是否還有叔叔的一部分功勞。叔叔說話有低沉的喉音，語調有幾分溫柔，會用俄語唱俄羅斯民歌，具有西利伯亞茫茫草原的風味，雖然誰也沒有去過西伯利亞。叔叔的形象和聲音有一種受難的表情，這是他的真正魅力所在，所有的白麵小生在此魅力之光的照耀下都顯得輕佻，淺薄, 好像一塊一口一個的甜點心。叔叔的身材高大偉岸，如一個體力勞動者的身體，可卻有思想累累的頭腦。叔叔後來從小鎮調到了省裡做職業作家，在他的家屬沒有調進省城時，他自己住一間小屋。許多女人從很遠的地方乘了火車或者輪船來到這小屋，叔叔只得在門上貼了謝客和探訪規定的條子，就是這樣，也阻擋不了源源而來的人流。 　　現在的事情，越來越接近于叔叔的隱私了。可是因為這與叔叔的故事非常重要，難以回避。要把這一個故事說得清楚、完整、合乎邏輯，成了我這一階段生活的惟一目標。我想沒有一個別的故事，可以像叔叔的故事這樣表達我目前的心情了，我在許多故事裡選擇了很久，叔叔的故事勝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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