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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5 　　就這樣，叔叔活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有關流氓的問題平反了；有關右派的問題改正了。叔叔開始寫作一些散文和小說，起先是在地區的報刊上登載，後來登在了省裡的文藝刊物，再後，發表在北京的刊物上了。這是一篇影響極大的小說，關於一個青年右派。一些刊物轉載了這篇小說，另一些刊物評論了這篇小說。叔叔為這篇小說所寫的創作談，遠遠超過了這篇小說的字數。叔叔繼這篇小說之後，又寫作了許多小說。許多刊物的編輯，來到這偏僻的小鎮上，來向叔叔約稿。這小鎮上從來沒有來過縣級以上的幹部，這小鎮的郵政事業也因此繁榮起來，來自北京的信件源源不斷飛來。叔叔也開始越來越頻繁地上外面開會去了。 　　第一次開會是在一九八〇年的年底，冬天的時分，叔叔去北京開會。他背了一個簡單的挎包，乘長途車到縣裡搭火車，乘火車到省城去和省代表隊集合。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會議，是文壇的一次盛大的集會。這是叔叔第一次走到外面的世界去。他在這個小鎮過了那麼長久的幽禁一般的生活，他將第一次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的。叔叔成了這次集會的明星一樣的人物。許多同行、編輯和記者在休會的時間裡慕名來到他的房間，和他聊天，一聊就聊到天明。後來，休會的時間顯得不夠用了，他們就在開會的時間留在房間裡聊。來客中有一些年輕的女性，是最為他吸引的。她們大都天真無邪，涉世很淺，他所描述的生活與經歷，於她們像是天方夜譚。她們的頭腦又都很好，領悟力極強，凡事只須一點即通，言語也都極其機智新穎，可起到激發叔叔靈感的作用。 　　五天的會期轉眼間便過去，叔叔隨了省代表隊回到省城，再回到縣城，然後一個人走在回家的途中，有一些淒涼的心情是很難免的。但對於潛心創作小說，這卻是極適宜的心情。從此以後，叔叔的生活就變成了相得益彰的兩部分：一是在小鎮上的工作和寫作，這是寂寞與安靜的一部分；二是出門開會，開會總是熱鬧而喧嘩，聚集起許多光榮與顯赫，這既能補充思想，開闊眼界，也使得小鎮上的生活有了補償和安慰。同時，也正是因為那些寂寞的勞動，才換來了喧嘩熱鬧來作回報。叔叔很快在這兩種生活中找到了平衡的節奏，擺正了自己的位置。這一段時間，叔叔寫得又多又好，幾乎每一篇都能打響，引起社會的反響。叔叔的痛苦的經驗，他虛度的青春，他無謂消耗掉的熱情，現在全成了小說的題材。 　　由於寫小說這一門工作，他的人生竟一點沒有浪費，每一點每一滴都有用處。小說究竟是什麼啊？叔叔有時候想。有了它多麼好啊！它為叔叔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叔叔可以重新創造他的人生。在這個世界裡，時間和空間都可聽憑人的意志重塑，一切經驗都可以修正，可將美麗的崇高的保存下來，而將醜陋的卑瑣的統統消滅，可使毀滅了的得到新生。這個世界安慰著叔叔，它使叔叔獲得一種可能，那就是做一個新的人。叔叔厭棄他的舊人，他的舊人像一座山壓得他喘不過氣；他的舊人還像烏雲籠罩，使他見不到陽光。他要重寫他的歷史。小說使得叔叔的妄想成為可能的了，這大概也就是叔叔讓那個青年右派自殺的真相。 　　眾所周知，小說中那個青年右派在煤氣呈淡綠色的煙霧中喪生之後，有一段關於靈魂的著名描寫：「靈魂扶搖直上，像鳥兒似的，望著大地，想：人世間多麼齷齪啊！想罷之後，便唱著歌兒飛走了。這歌兒是青年右派一生中從未唱過也未聽過的快樂的歌兒。」我想，叔叔在此將自己處決了。所以，叔叔的新生是從一個青年右派的死亡開始的。 　　我是和叔叔在同一歷史時期內成長起來的另一代寫小說的人。我和叔叔的區別在於：當叔叔遭到生活變故的時候，他的信仰、理想、世界觀都已完成，而我們則是在完成信仰、理想、世界觀之前就遭到了翻天覆地的突變。所以叔叔是有信仰，有理想，有世界觀的，而我們沒有。因為叔叔有這一切，所以當這一切粉碎的同時，必定會再產生一系列新的品種，就像物質不滅的定律，就像去年的花草凋謝了，腐朽了，卻作了來年花草繁榮的養料。而我們，本來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因為叔叔有他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墊底，當他面臨一種新的不同的看法的時候，他便也面臨著接受還是拒絕這兩種選擇。他要為這選擇找到理論與實際的依據，他還必須在他感情和理智的具有分歧的傾向下進行這選擇，選擇的對與否將在很長的時間裡傷他的腦筋，動搖他的固有觀念。這種選擇往往是包含著拋棄這一樁苦事。他還難免會有患得患失的心理，惟恐選擇的這一樣東西其實並不對他合適，而舊有的已經失不再來了。是保守還是進取，將成為他苦苦思索的題目。而我們呢？接受什麼只是聽憑感覺，對自己的選擇並不準備負什麼責任，選擇和放棄於我們都是即興的表現。我們在一個文化荒蕪的時代裡長成，然後就來到一個八面來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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