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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16、高醫生 　　高醫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輩，「怡」是名。浙江杭州人。臨安高家是著名的大戶，但他們的一支卻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〇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無收人可言。在她三歲那年，母親去世，父親帶了一個姨娘離家，杳無音信。族中長輩出面，將還有一個在家的姨娘遣回原籍，幾個孩子分送到親戚家寄養。她由她乳母抱著，去到上海的姨母家。說是姨母，其實隔了有三表。姨母家供她吃住，還供她上學，負起了養育的責任，但感情終是疏淡的。唯一親近的就是這位乳母，紹興柯橋人，結婚半年死了男人，遺腹子不出月就夭折了。鄉人都說她命硬，婆家人很虐待她，於是就出來做乳娘。小孩子說話說不清，一開頭就叫她姆姆，連大人也跟著叫了。這種鄉下女人，本是沒有姓名的，漸漸的，竟就忘了自己叫什麼。後來，戶籍登冊，登的是「高母」兩個字。而她們真像是一對母女，夜裡歇在房內，大的囑咐小的努力爭氣，小的允諾大的奉養她一生，說到後來，兩人淚眼婆娑，相擁入睡。 　　在世紀初，似乎遍地是這樣破產的家庭與失去怙恃的孤寡，她們便是其中的一對。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姨父是庚子賠款的留美生，思想很洋派，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學，習洋文，讀工科。等這一個讀到中學畢業，就進了滬上一家教會辦的醫學院，就是在這裡，她將「高淑怡」這個名字改為「高晨」。人生常會有一個時刻，似乎是突然之間，轉變來臨。這種轉變不是指境遇，而是心理。在她的遭際之下，很難會有明朗的性格。她自小就會輕著手腳行動，輕著聲音說話。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無數的房間與無數的走道，她本能地選擇背靜和背陰的角落過往，就好像盡力要讓人覺察不出有她這個人，她覺得她是這個家多出來的一個人。在這點上，姆姆倒是比她坦蕩，她和那些下人們相處和諧。底下人的是非裡，她常要插人一腳，甚至有一陣子，與廚子的關係還有點曖昧。這些雖然會引來麻煩，但從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已經楔進這家的生活。也正是有了她，這小女孩子才與她的恩主加強了聯繫，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緊張，但她還是和姨母家生分著。三年的寄宿中學的生活，使她收縮著的身心略略伸展開，然後，進了醫學院。醫學院有運動會，每個同學都報名，她報的是短跑。她沒有任何體育技能，心想，跑步總是會跑的吧！於是，早晨，就跟了同學在校園裡練跑。草坪廣闊，樹木蔥蘢，鳥在枝葉間啁啾，哥特式的禮拜堂靜靜地矗立——這種古老的風格，因四下裡年輕人的面孔和身姿而變得清新了。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來，籠罩著她的陰霾一掃而空。她看見操場沙地上，自己的被旭日拉長的影子，和同伴們的影子交錯疊加，光也在交錯疊加，鐘聲響起了。 　　高晨進校的時候，正是抗戰爆發，學院的附屬醫院遷進校內，作為教學醫院，學生們有相當部分的學習課程，是在醫院裡臨床進行。高晨穿著白衣，隨老師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種貧民大病房，幾十張病床縱橫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時候會感到奇怪，在姨母家裡，身邊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卻是消沉的；在了這裡，面對著如許受折磨的人，她則昂揚著，這是為什麼呢？那些享福的人與這些受苦的人，為什麼會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約是「同情」這兩個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過來，她還需要他們的同情，於是，她就有了不同的價值。再接著，她發現對這些受苦的人，僅僅用「同情」是不夠的。當她目睹他們忍受煎熬，掙扎和搏鬥，其中有一些人最終不得不服從命運，一種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穌，她從科學的概率的方式出發，認為他們其實都是耶穌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論上，常有這樣的量化統計，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種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幾的人，替其餘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擔了罪罰。她不敢將這發現告訴別人，生怕別人笑話她幼稚，但她被這解釋說服了。於是，在她心中，充滿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麼為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為過的。 　　第二年，醫院裡有醫生護士赴雲南滇緬公路服務，她以見習護士的身份申請，沒有得到批准。老師對她說。她目下的重要任務是學業，並且委婉地批評她，在醫院裡的服務占去了太多時間。老師說，抗戰當然重要，是救民眾出危亡，可民眾的危亡何止這一時這一事，那幾乎是與存在同時並行的。後來，數年過去，她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畢業典禮上，從校長手裡接過文憑，她忽然很感激命運的安排，倘若那年學校批准她去滇緬公路，她也許會成為一名虔誠，甚而狂熱的膜拜主義者，而現在，她有了理性。 　　畢業後，按規定在校實習一年，然後就進了一所教會婦產科醫院。這所醫院是英國人所辦，有著嚴格的規定，所有的醫生都是男性，女性護士則都未婚，倘要結婚就只能辭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醫院曾有一度變為難民醫院，為應對變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變通遷就，之後亦相對鬆懈。等高晨進醫院時，院內已有二三位女性醫生。她們這些最早的女醫生，當時與以後都沒有婚嫁。在旁人看來似乎是為保存和延續醫院的傳統，事實上，各有具體的理由。有為事業或者上帝奉獻；也有為要養育父母與弟妹，不堪增添家累；還有一位，純然是職業病的緣故——終日目睹生育的苦狀，已談不上有什麼欲望了。其實，不管何種理由，總起來就是一條，職業婦女的壓力。高晨的未婚，哪條理由都沾一點：她有獻身精神；有養育的責任，她畢業後就從姨母家搬出來，住進醫院提供租賃的職員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對生育的恐懼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還是適度的，可是，生活裡終究沒有出現一個人，值得她克服這一點嫌惡與顧慮的。所以，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簡單，沒有遇上一個人。文化革命開初，像她這樣，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論破落還是上升，又生活於有產者家庭，加上教會學校背景，總是革命的對象。被批判和鬥爭時，未婚這一點，是最讓人詬齒的。人們浮想聯翩，經過多種演繹與歸納，最後的版本是：這是一個美蔣特務，負有反攻大陸的使命，由於紀律限制，她不能夠與共產國家的成員結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獨身。雖然怪誕可笑，但這年月有的是這種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對於當事人來說，無論離事實多遠，卻也是涉及到隱私，足夠受侮辱的。這時候，還是多虧了姆姆，紹興人多有著山地人的耿脾氣，她又是個一無所有的人，稱得上赤貧，你能拿她怎麼樣？不管是單位的造反派，學校的紅衛兵，或者里弄裡的野蠻小鬼，凡是上門都是由她出去對付。要帶高晨去批鬥，她則跟著，一路和人辯著。門口不論來人貼什麼，她都有膽量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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