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懸崖(11)_鐵凝

錄音之四（1）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母親被弄到鄉下去了，原因還是陳非的死。北京路幼兒園一些想打倒我母親的老師說出了她們的懷疑。她們本來就不滿意我母親被提拔為副園長，她們說為什麼張美方在工作中出現了那麼嚴重的失誤還能當副園長？為什麼中班別的小朋友都沒從滑梯上掉下去，偏是華僑子弟陳非掉了下去呢？有誰能證明這不是一起迫害華僑子弟的惡性案件？進而又有人論證說，假若真是如此，這惡性案件將會造成多壞的國際影響張美方你擔待得起麼？也許不是「將會造成」而是已經造成，眾所周知那些年中國和印尼關係本來就欠好，陳非之死簡直就是給兩國關係、給中國人民和華僑之間再造陰影……還有人竟舉出我母親的前夫我父親為例，說，經查，張美方的公公是個漢奸，張美方能跟漢奸的後代結婚足見其思想意識的反動。我母親於是被批鬥被責令重新交待陳非死亡過程。我母親死不改口，堅持了從前她「看見」陳非死亡的所有說法。但她的公公是漢奸，這是確鑿無疑的，由不得我母親瞎編。我母親她一定是快要承受不住這壓力了，於是她說她公公的確是漢奸，但她不是和漢奸的兒子離了婚麼。她說就因為前夫是漢奸的兒子所以她恨他，從一結婚就恨，恨到拿起刀來剁掉了他的小拇指。不信你們可以去調查，看他是不是少了一根小拇指。難道這還不能說明我的階級陣線是分明的麼——若不是當時他躲得快，我早就剁掉了他的右手——漢奸兒子的右手！

　　對於我母親的同事來說，這倒是個新聞。這個只有我父母和我，我們三個人知道的事實被我母親公開了，我母親的那些同事，她們第一次知道她們的女副園長竟能舉刀砍人。那麼，如此兇狠的女人誰又能保證她真的不會把一個孩子推下滑梯呢？問題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開始：陳非之死。一切都沒有憑證，但在那時，懷疑本身就可以是憑證。總之張美方被打倒了，我們母女跟隨市政府（這時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兒園屬市政府系統）的一批有問題的幹部下放到深山，我們在一個名叫黑石頭的村裡住了一年。一年之後，有消息傳來——是北京路幼兒園傾向我母親的一些老師傳來的有利於我母親的消息。消息說1958年那個死去的陳非的父親是華僑卻不愛國，他其實是個美國特務，前不久因偷聽敵臺被公安局抓起來了，在他家裡搜出了美國軍用毛毯和軍用罐頭，以及刻有U·S·A字樣的美國軍用刀叉。也許這些物品已經是驚人的罪證了，我們這座城市的居民，並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場，美軍的一些軍需用品是以低價公開出售的。以此類推，當年買過這些用品的顧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國特務。那麼，張美方副園長憑什麼還要為一個美國特務的兒子的死亡沒完沒了地負責，並且下放到深山呢？於是我和我母親卷起鋪蓋，離開「黑石頭」重返我們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謝陳非的爸爸是美國特務，因為他成了美國特務，我和我母親才得以逃離黑石頭村的徹骨的寒冷。要是你沒有在黑石頭村的破土地廟裡住過，你根本不會知道什麼叫寒冷。我們進村時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壘就的破土地廟裡。廟裡土地爺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裡造反派砸爛，除了一扇關不緊的破木門和兩扇沒有窗紙的窗戶，廟裡什麼也沒有。我們抱來幾摞磚，把隨身帶來的一塊鋪板支上，這便是我們的家了。沒有煤，也沒有爐子，晚上睡覺我們從來不脫衣服，我們合衣而眠，蓋上我們的所有，仍然冷得打顫。那情景令我想起兒時母親給我講過一個討飯花子們聚在一塊兒比窮的故事，好像是四個人，每人用四句話來形容自己的窮日子，看誰窮得厲害，窮得徹底。第四個人講得最精彩，前兩句我忘掉了，後兩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覺的情景時說：「枕著磚頭睡，蓋著大胯骨」。枕著磚頭睡還略嫌一般，叫人難忘的是「蓋著大胯骨」。當我和我母親睡在黑石頭村土地廟的鋪板上，我充分體會到了什麼叫「蓋著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兒，我由衷地恐懼這種「蓋著大胯骨」的日子。我還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當我母親從小高爐上回來，把我從床底下拽出來搖晃著我，對我說的生活艱難的那些話。現在我冷著，手腳和耳朵長滿凍瘡。溝壑裡的野風恣意地呼嘯著鑽進破門破窗，像刀子一樣削我們的臉，我們的臉生疼生疼。這種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續到我長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開車去五臺山玩，台懷鎮上那些賣刀削麵的鋪子，那些做出種種花樣兒，表演一種「噌噌」地削麵進鍋的把式讓我的臉和我的身上一陣陣跳疼。那不是刀削著面，那本是風割著人肉啊。人肉割盡，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見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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