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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醇王認真聽著兩位軍機大臣的話，心裡在默默地思量著：以新舉人的姓為賭博，真正反感的也只有翁同龢這樣的書呆子，要說這犯了多大的罪過也說不上。粵省的百姓既然樂意賭這個，賭賭又何妨 ？最主要的是可以從中抽稅。平素要百姓出一個子兒，好比割他們身上的一塊肉，用這個辦法來抽稅，他們倒情願捐輸。現在籌集銀錢太難了，也怪不得出此下策，眼下辦海軍衙門第一件難事不就是銀錢嗎 ？張之洞這樣做，要是我做粵督說不定也會這樣做，至於太后，也不會把幾個舉人的姓看得那樣重，不贊成闈賭，無非是有先帝的禁令在罷了。既然那不是先帝的朱批，而是肅順的偽冒，太後腦中的怒火還不知如何燒哩，她哪裡還會去計較什麼斯文掃地之類陳詞濫調！不妨賣個面子給這兩個老頭子，讓他們去監督張之洞每年帶頭捐銀子是挺重要的。想到這裡，醇王態度持重地說：「張之洞用抽闈賭的稅來辦自強大事，居心雖好，但手法卻嫌卑下了點，怪不得引起不少的糾彈，太后也不太贊成。我能知他的心情，也想成全他這番苦心，情願冒犯太后一下，也要去替他說說情。只是方才張中堂說的，張之洞今後每年捐獻三十萬給海軍衙門，為各省帶個頭，這件事他一定要說到做到。」

　　張之萬心裡想：我剛才明明說的是二十萬，醇王怎麼說三十萬呢？是聽錯了，還是借機多要十萬？他也不敢提出來糾正，生怕醇王不高興，多十萬就十萬吧，只要這事能讓張之洞去做就得了！

　　張之萬忙說：「張之洞一定會感激王爺成全他的大恩大德，至於每年捐三十萬，老臣想他一定會做到的。這三十萬留在廣東是辦自強大事，捐給海軍衙門，不更是自強大事嗎 ？這個道理，張之洞是會明白的。」

　　「正是這個話。」

　　說著，醇王站了起來，張之萬、閻敬銘見目的已達到，也趕緊起身告辭。

　　慈禧得知禁止闈賭的朱批是肅順的代筆真相後，立即改變了對此事的態度，高鴻漸、莫吉文等人的摺子也便悄無聲息地淹沒了。其他一些善觀風向伺機而動的台諫言官，見高、莫等人的摺子沒有引起什麼反響，擬好的糾彈奏章也不再上了。一場即將掀起的滔天風浪，也就這樣轉眼間平息下來。

　　一個月後，楊銳圓滿完成任務回到廣州。雖說離京前，由張仁權通過戶部電報房，已將京師的情況告訴了張之洞，但在楊銳抵穗的當天下午，他們還是立即見了面。張之洞需要從學生的口中得知更為詳細的內容，尤其需要楊銳談談與張之萬、閻敬銘及通過兩位軍機轉述的醇王的一切言談。他還想瞭解楊銳所感受到的京城裡的其他種種。

　　楊銳將自己在京師近一個月的全部活動，向老師作了稟報，又特別將兩位老中堂的臨別之話作了複述。張之萬要楊銳告訴堂弟：開闈賭雖出於萬不得已，然此等易招謗瀦的事還是以少做或不做為好。此次倘不是閻丹老查出朱批的真相，即便醇王有意護衛，太后那一關也不易過。用三十萬兩銀子買醇王的大駕，代價雖然大了些，但闈賭每年可收入九十余萬，除去三十萬，尚可余六十余萬，劃得來。且海軍衙門一旦辦事，「各省協餉」必定逃不脫，不如主動帶頭，在太后、醇王面前博得好感，在朝野上下贏得好名聲，權衡之後，當知利大於弊。

　　老哥的這段告誡引起了張之洞的重視。前幾天得知闈賭風波平安度過後，趙茂昌又興致勃勃地向張之洞提出另一條生財之道。

　　海外呂宋國盛行一種賭博，這種賭博的名稱叫買白鴿票。白鴿票分為全票、半票、小票等多種，全票一張六元，共賣去四萬張，得二十四萬元，國王從中抽出四萬八。半票一張三元，也賣四萬張，得十二萬元，國王從中抽出二萬四。小票一張一元，也賣四萬張，得四萬元，國王從中抽出八千。國王每次從全、半、小票中共淨得八萬元。每月初一賣票，三十日開彩。國王親自主持，文武大臣分列兩旁。國王座位左右兩邊各置一大桶，每個桶內有四萬張籌碼，內中載明頭彩、二彩、三彩一直到十彩。其中全票頭彩一人，中者得六萬元，二彩一人，中者三萬元，三彩一人，中者一萬元。以下各彩依次遞減，中彩人員也增多，到最末等人員最多，中者得錢最小，為十元。半票、小票也一樣，只是得錢分別為全票的一半及六分之一。呂宋國王每月從彩票得銀八萬元，一年得銀九十六萬元，成為全年收入中的一大宗。福建有商人專做這種生意，從呂宋國販票進來，在福建城鄉賣。若有得中的，商人取去十分之二，十分之八歸買主。近來，此風已蔓至山東、江蘇、浙江等沿海省份。趙茂昌建議，廣東可以將呂宋國這種彩票照搬過來，不成問題。趙茂昌這番話說得張之洞心動了。

　　聽了楊銳轉達過來的老哥的告誡後，他決定白鴿票之事至少暫時不能啟動。闈賭畢竟是一樁在粵省流行多年的舊事，且辦理的人是商人，官府不過抽稅而已，若按趙茂昌所說由粵督出面主辦白鴿票，那我張之洞不將成了專辦賭局的總督，授人的口實就大了。這事且待以後再說吧！

　　楊銳還轉達了閻敬銘的一番話。閻敬銘說，自強實業是一樁大好事，這正是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生前想辦而沒有辦成大結果的事業。現在李少荃、劉坤一等人正在繼承著，但也尚未見大成效。辦自強實業一靠實力、二靠人才，李少荃這些年來之所以

　　做得像模像樣，就是靠的這兩個方面。當年曾文正公手下有個奇人，名叫徐壽，安慶內軍械所造的第一艘汽輪機「黃鵠」號就出自此人之手，且人品操守也好，極受曾文正公的器重。徐壽有個兒子叫徐建寅，其才不亞于父親，又出過洋精通洋文。本擬請徐建寅去兩廣幕府，但他正守父喪，不宜辦公事。徐建寅推薦他的一個朋友蔡錫勇。蔡錫勇同治十三年在廣州同文館肄業。光緒元年由總署諮送廣東差委。不久，由出使大臣陳蘭彬攜帶出洋，派充駐美翻譯，又升任駐日參贊。光緒八年，因父死回福建原籍守制。蔡錫勇人品端方，西學精湛，正當盛年，是個不可多得的洋務人才。上個月三年守制期滿，正在漳州府等待複出。望迅速派人去漳州，用重金聘過來。閻敬銘還語重心長地叫楊銳轉達一句話：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所以，事業的成與否，千條原因，萬般機奧，最後都落在「人才」二字上。曾文正公、胡文忠公之所以成就了一番大事業，歸根結底，也就是在會用人這一點上強過別人罷了。

　　閻敬銘的這番話更給張之洞以重大啟示。他當即要楊銳休息幾天後，即赴福建漳州，不管有多大困難都要克服，不管蔡錫勇提什麼條件都滿口答應，一句話，務必把此人請到廣州。

　　楊銳為老師的這番愛惜人才的激情所感動，說：「我年紀輕輕的，不需要休息，明天做點準備，後天我就去吧！」

　　半個月後，楊銳果然將蔡錫勇帶到兩廣總督衙門。張之洞見蔡錫勇端端正正的五官、文文雅雅的舉止，滿心歡喜。簡短地交談幾句後，他知道蔡錫勇字毅若，今年三十五歲，有一妻一子和一位七十餘歲的老母，現都暫住漳州府老家，待這裡安頓下來後再來廣州。又知蔡錫勇精通英文和日文，對機器製造、採礦煉鐵等學問都有研究。張之洞高興地說：「我這裡有一位辜鴻銘是你的同鄉，他也懂得好幾國洋文，對洋學問也有研究，你們今後

　　可以用洋話討論洋學問，彼此都不孤寂了。」

　　蔡錫勇說：「早就聽說福建出了奇人辜鴻銘，只因他一直在南洋，不能見面，想不到也在大帥的府裡，真是難得。」

　　張之洞笑著說：「我這裡不僅有懂洋文的辜鴻銘，還有對老祖宗傳下的學問鑽研深透的梁鼎芬，更有胸懷絕學才可濟世的桑治平，還有能辦事的趙茂昌。接你的楊銳年紀雖輕，你也不能小看他，日後也是國家的棟樑之材。」

　　說得楊銳在一旁不好意思起來：「恩師言重了，我哪裡是棟樑之材。中國的學問，只略微懂一點，洋人的學問一竅不通。蔡先生、辜先生才是真正有用的大才哩！」

　　張之洞說：「洋學問重要，中國的學問也重要。只是眼下懂中國學問的多，懂洋學問的人少罷了。我們要有十個八個毅若、湯生這樣的人，辦起自強實業就順暢多了。」

　　「這個不難。」蔡錫勇說，「我認識一些有真實學問的洋人，可以通過他們招聘一批洋技師來，馬尾造船廠裡就有五六個法國技師。」

　　「行。」張之洞說，「確有真才實學，薪水高點也不妨。」

　　「大人，還有一條招致人才的路子。」

　　「什麼路子，你說說。」張之洞以極大的興趣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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