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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純甫，你這個想法很好，很有價值。」曾國藩的左目射出多年來少見的灼灼神采，「很久前，我便有這個想法，只是這些年來先是忙於打長毛，打撚子，後來又是辦教案，辦馬案，就沒有再提這件事了。」

　　「是的。卑職記得十年前在安慶初次謁見老中堂時，您就說過這個話，卑職一直記在心裡。只是看到老中堂實在是忙得分不過身來，且又再未提起這事，恐怕老中堂又有別的想法，所以這些年不敢提。」

　　「你估計我會有些什麼別的想法呢？」曾國藩笑著問，他對容閎這句話很有興趣。

　　「因為我自己有顧慮，也就怕老中堂有顧慮。」容閎坦率地說，「歷史上只有四夷遣使來華尋師請教，不見中國派人出去求學問道。如果提出派人出國拜洋人為師，很可能便會有人以華夷有別，尊華攘夷等大道理來斥責，結果事情沒辦成，反倒招來惡名。卑職想老中堂後來之所以沒有再提，是不是也出自於這個顧慮。」

　　「你這個想法不是沒有道理的。」曾國藩嚴肅地說，「同治六年，恭王奏請在同文館裡增設天文算學館，聘請洋人執教，倭艮峰就堅決反對，責問恭王何必師事夷人。後來又有人因天旱上奏撤同文館，以弭天變而順人心。請洋人當教師都不同意，何況派人出國留學！顧慮有人反對，自然是一個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還有別的一些原因。」

　　曾國藩說著，端起茶碗輕輕地抿了一口，又說，「其實，我看那些人都是枉讀了聖人書。孔子雲三人行必有我師，又說入太廟每事問。聖人虛心求教，原不以對方的身分地位為轉移。洋人也是人，他有長處，我們就要學習；學到手後再超過他，制服他。魏默深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話說得很深刻，我在咸豐十年就對皇上說過要師夷智以造炮製船。」

　　「既然老中堂沒有這個顧慮，卑職想派人出國，現在是時候了。派人出去，最好是派幼童。」

　　「派幼童？」曾國藩放下手中的茶碗，前傾著身子問，「你講講，為什麼要派幼童？」

　　「卑職這個想法，是從我自己的切身經歷體會出來的。」容閎說，黝黑的臉龐上光彩照人。「派幼童出國，卑職以為有這樣幾點好處。第一，人在小時最易學語言。我的英文流利，就得力於我七八歲時就跟著英國人學話，我到江寧也有六七年了，卻一句本地話都未學會。第二，在外國學習，與在國內學習大不相同。國內學的總是第二手的知識，在國外則可以系統地接受他們一整套關於天文曆算理化方面的教育，潛移默化，就能得其學問之精髓。第三，這批幼童在國外日久，眼界大開，並有可能接觸到他們造炮製船的各種現場，能看到他們所造出的最先進的船炮。那樣，我們就有可能迎頭趕上，而不至於年復一年地跟在別人屁股後面。第四，我對科爾、史蒂文生，甚至對傅蘭雅先生都始終抱有戒備心。我懷疑他們不會把最優秀的技術、最先進的器械介紹給我們。好比說，現在西方都在大量造黎競新槍和必利新槍，而他們一直封鎖，瑞生洋行也不幫我們買。這個消息還是過去的友人來函告訴我的。老中堂，古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洋人，尤其是對機器局的洋人固然要友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賴，儘管他們個人也可能想實心實意幫助我們發展軍火造船業，但他們的政府很可能在背地裡限制他們，害怕我們強盛。我們強盛得和他們一樣了，他們就賺不到我們的錢了。好比說，我們的礦產開發了，我們的鋼廠煉鋼了，瑞生洋行同機器局的大批生意就做不成了。我們的鐵甲艦隊建成了，我們的大炮威力比法國強了，羅淑亞就不可能威脅我們了，津案就完全可以聽任老中堂辦理了。」

　　容閎這段出自肺腑的話說到了曾國藩的心坎裡，也刺中了他心靈深處的最大隱痛。他撫摸鬍鬚的右手微微顫抖起來，嗓音也變得嘶啞：「純甫，不要再說下去了，這些我比你更清楚。派幼童出國之事，我會奏請，不過具體辦起來又有不少困難。第一個便是這人員如何選派。你要知道，現在真正的書香之家都巴望子弟走科舉正途，有幾個願去異域跟洋人讀書的？」

　　容閎沉思良久，說：「老中堂說得很對，目前風氣未開，要在內地，尤其是在京師官宦人家中尋覓合適人選，還是一件難事。不過在廣東，又特別是卑職的家鄉一帶則可以找得出。好比仲芳出身官宦之家，因為父親長期在廣東為官，他才能到機器局來。這就是風氣的影響。待老中堂奏請朝廷同意後，卑職將回廣東去親自考試選拔。」

　　「純甫，派幼童出洋留學，學成後回來報效國家。這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建議，我將會盡全力支持，使它付諸實現。你看挑選多大年歲的幼童為宜？」

　　「八九歲左右。」

　　「小了。」曾國藩悅，「年紀太小，沒有自製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員很麻煩。這尚是其次。關鍵是年紀過小，在外國住上十年八年後，就會數典忘祖，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沒有對君父的深厚感情，怎麼談得上今後的回國報效？」

　　「老伯顧慮的是。」聶緝槻插話。

　　「我看十四歲到十七歲之間的孩子最合適。」曾國藩拈須思考著，「到了這種年歲，既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又把華夏學問精華基本掌握了，是一個定了型的中國人，不管走到哪裡，不管在異域呆多久，他都不會忘記自己是大清臣民……」

　　正說得興起，曾國藩忽覺一陣眩暈，接著便是張口結舌，不能完整地說出一句話來，再下去便是什麼都不知道了。慌得容閎、聶緝槻忙將他抬到床上，又派急足去請德國醫師。

　　德國醫師給曾國藩打針吃藥，一連忙了三天，才慢慢清醒過來。曾國藩記得，這種突然發作的眩暈病，已經是第二次出現了，而這次又勝過前次。他心裡很憂鬱。十四年前，他的父親就是死于此病。第二次發病時倒在禾坪裡，抬回家後昏迷一天便過世了，也沒有給後人留下一句話。

　　曾國藩不能這樣。他深知自己肩負的擔子沉重，以及一身對世人的影響，許多事情需要他在生時交代清楚。他心裡有不少話，大至對國家興亡的看法，小到對往年在某人面前一次失禮的追悔，他都想跟自己的心腹僚屬、得意門生，以及三個弟弟兩個兒子作一番細細的詳談。六十年的人生歲月，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二十年的驚濤駭浪，將他鍛煉得對人世的一切洞若觀火，對天地滄桑了然在心，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進入了昔賢先哲所達到的超人境界。但可惜，在世之日卻不久了！他有一種油盡燈幹的感覺，他為此很悲哀，於是匆匆結束對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視察，乘測海號回到江寧，搬進剛剛複建完畢的兩江總督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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