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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于淑蘭在電機廠上班，她曾經是一個出色的倉庫保管員，得過許多獎狀。但她已經一年多沒有開一分錢了。電機廠l997年跟一個外商合資了。按說應該效益好了，可是那個外國老闆說他是來中國辦企業的，不是為中國人解決工作的。他不能全部接收這個廠子的工人。急了眼地想引進資金項目的市領導們，都答應了。於是，于淑蘭廠裡的一千三百多工人被劃入了另冊。另外成立了一個電機二廠，讓一個姓郝的廠長承包了。

　　這一千三百多名工人，開始還幹得不錯，每人交納了一萬塊錢的風險抵押金。可是姓郝的廠長一上臺就開始貪污。一年後事發，被公安局銬走了。第二任廠長姓張，承包了廠子之後，倒是沒發現他貪污什麼，可是亂造一氣。據說他酒癮極大，而且只喝人頭馬或者茅臺。從l998年開始，廠裡的工人一分錢也開不出來了。于淑蘭想往外調，張廠長說："誰要調走可以，但要沒收那一萬塊錢的風險抵押金。"于淑蘭說，這個廠子在張廠長承包之後，一天天的更加難過起來。據說張廠長發誓要尋找一個合資夥伴，於是便常常到國外和香港亂跑。于淑蘭對我們說，如果真的合資了，她一個月能拿一千多塊錢。一千多塊錢，在這個中等城市裡是一個挺誘人的數字。我也很高興地祝願張廠長早日找到某個肯來中國投資的外國人。可是于淑蘭那憂鬱的目光告訴我們，這一切她是不抱希望的，她只是說說而已。

　　于淑蘭的工作問題成了我妻子的心病，她總對我說："你當記者，認識人多，幫著她調調工作吧。焦越北下崗了，還能出去幹點活幾掙錢，于淑蘭天天還得上班，可一分錢也不開，怎麼行呢？"其實，我這個記者能辦多少事情呢？認識人多，不等於能給你辦事的人多。但我不忍妻子終日長籲短歎，於是，開始到處給于淑蘭聯繫調動工作。那天，我剛剛走進一個效益還不錯的公司，我認識這家公司的一個副經理。我正在盤算如何對這個副經理講于淑蘭的工作，我的呼機就響了，是妻子急呼我。我就抄起來電話回話，我當時絕沒有想到那一個關於我內弟女兒小麗不幸的消息正在悄悄向我逼來。我撥著電話時，眼睛去看窗外。正是陽春三月，院子裡有幾棵抽綠的柳樹，在溫和的風中擺動著，很容易讓人想起電視廣告裡少女們被洗得乾乾淨淨的頭髮。我注意到了電話旁邊的檯曆：3月5日。電話接通了，竟是我妻子帶哭腔的聲音，我只聽了一句，腦袋就"嗡"地一聲，變成了洗臉盆大了。

　　1998年3月5日，我內弟的l5歲的女兒小麗失蹤了。從那一天起到現在，陽光、鮮花、歡歌笑語等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好像都與我們一家無關了。我們陷進了一個生活的黑洞。我能聽到我們全家的生命，在那黑洞中墜落的聲響，並帶起嗖嗖的冷風。3月5日，是毛澤東同志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的紀念日啊。怎麼會出現這種事情呢？這一天，也許中國的每一個城市裡，都擁滿了學雷鋒做好事的軍人、工人、學生，他們興高采烈地義務勞動，以紀念那個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中國士兵。而就在這一天，我內弟的女兒焦小麗卻走失了。

　　後來聽焦越北沮喪地說，那天，念初中三年級的小麗放學回來，把一張卷子交上來。內弟看了一眼，不及格。正因為這些日子找不到活幹，常常發脾氣的內弟，就揚手打了小麗一個耳光，罵道："小婊子，老子勒著褲帶供你，你一點兒面子也不給老子掙。"小麗就哭著跑出去了。內弟追出門去，跳腳吼著罵："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小婊子，有膽量就永遠別回來。"于淑蘭晚上下班回來，聽說了，還一勁兒給焦越北拱火："這孩子你早該管管了，再這樣下去，真要成了小婊子了。"她一邊說，一邊挽起袖子開始包餃子。那天晚上他們吃的餃子是韭菜餡的。

　　當天夜裡，小麗沒有回來。內弟沒有在意。第二天，小麗仍沒有回來。第三天，仍沒有回來。焦越北和于淑蘭急了，就瘋了似的找小麗。找遍了小麗的同學家、老師家和我們在省城的所有親戚朋友家。然而都沒有。

　　小麗失蹤的三個月後，妻子家裡又添了事。我75歲的岳父焦世文的腿摔斷了。老爺子下樓的時候鬼使神差地多邁下了一個臺階。於是，為他勤勤懇懇工作了75年的左腳踝骨很容易地折了。等我匆匆趕到醫院時，岳父已經打好了石膏，很安靜地躺在了病床上了。我的內弟兩口子和我妻子一驗苦相守在病床前。岳父好像並沒有把他自己的腿放在心上，見到我就一個勁兒地追問小麗找得怎麼樣了？老人的目光充滿了蒼涼的期冀，讓我不敢對接。我把目光移向窗外。城市的陽光正在火一般泄著，知了們亂喊亂叫著。天氣預報天天說有雨，卻總不見下雨。我感覺到心裡一陣陣悶燥，我感覺我正在被城市悶得軟了骨頭。這個城市真像一個蒸鍋，一切堅硬的東西，都會被蒸得水軟。

　　小麗失蹤三個月了。一個l5歲的女孩子失蹤三個月意味著汁麼？誰都不敢說出那個可怕的結局。三個多月的時間，像鋸子在我們全家的心上一天天地鋸過去了，我已經感覺我們全家的心臟被鋸得鮮血四溢了。可小麗仍然沒有一點兒消息。那天打開電視，正在播一個拐賣婦女的案例，我神經質地關掉了電視，心開始突突地跳。妻子呆呆地看著我，家裡一片死靜，我們彼此都知道內心想得是什麼。是的，我們都已經猜到了謎底，可誰也不敢說破。

　　于淑蘭還能撐得住，焦越北卻已經瘋瘋癲癲的了。他開始滿街亂跑，我們不得不天天到街上去捉拿他回家。那天他呆呆地蹲在小麗學校的門口，目光癡癡地看著放學的孩子們，嘴裡低語著什麼，一頭髒髒亂亂的頭髮在陽光中像一堆敗落的野草。我跑過來拉他的時候，他怔怔地望著我："為什麼啊？"他空空野野的目光中已經沒有了憤怒，我讀到的都是屈服。一種向命運的屈服。

　　我們在所有能登廣告的報紙上反復登著尋人啟示："有告訴焦小麗下落者，給予五萬元酬謝；有報知線索。者，給予兩萬元酬謝……"我們曾經接到過十幾個提供線索的電話和信件。我和妻子先後去過河南、山東、四川，先後見到過l7個提供線索者。然而，除去他們急於想得到那五萬元或者兩萬元酬謝，我們幾乎沒有得到一點兒關於小麗的真實消息。最後一次，我和身心已經憔悴的妻子又去了河南鄭州。在鄭州郊區的一個小旅館裡，兩個臉色黑黑的漢子接見了我們，他們說："我們知道那個小麗在哪裡。而且我們手裡掌握著十幾個孩子的下落。如果你們馬上給現金，我們就立刻帶你們去見孩子。"幾乎瘋狂了的妻子急不可耐地當場就說："給他們錢，快給他們錢。"就在我剛剛把錢從提包裡掏出來的時候，公安局的進來了。亮亮的手銬鎖走了那兩個漢子。公安局的告訴我們，這兩個人是騙子，已經騙了許多人了。

　　我們還接到過一個從東北打來的長途，一個粗猛的聲音對我們說："如果你們預付兩千塊錢現金，我可以提供線索。少於兩千，無可奉告。"這好像也是敲詐。我們沒有再去。我真的不明白，這種乘人之危的人為什麼這麼多，好像一夜之間從地下冒出來似的，不是常常說人心都是肉長得嗎？可現在許多人的心像是一塊鏽跡斑斑浸泡在冰水中的鐵板，堅硬得沒有一點兒溫度。

　　我已經記不得從哪一天開始，內弟躲在屋裡不再出門，他目光迷離，嘴裡整天嘟嘟噥噥地不知道在講些什麼，似乎在與什麼不可知的神靈對話。迷離的目光中，好像在乞求著什麼結果。內弟總是看著自己的手，獨自悲悲地喃喃："我真是混蛋啊，我為什麼要打她那一巴掌呢？"我的心悠悠地發緊，感到內弟要有什麼事情發生了。終於，有一天早上，內弟用菜刀剁去了自己那只手，鮮血濺得滿床滿牆。

　　內弟自殘的那天，太陽瘋狂地在空中跳舞，滾燙的空氣像是要爆炸，全家都感到自己像是被點燃的火藥。天空沒有一絲雲，卻是灰濛濛的。我猛然感覺自己被一種什麼東西擊中了，我悲哀地自語："太陽也是灰色的，滿天的灰涼之色，到下個世紀，也許我們這一生再也見不到小時候那種蔚藍色的天空了啊。"

　　妻子淡淡地說："那有什麼奇怪的，工業污染嘛。"她突然又不說了，也許她也想到了別的什麼。

　　岳父的腿仍然沒有接上。妻子不上班了，整天在醫院照顧岳父。于淑蘭所在的廠子效益還是沒有一點兒亮色，聽她說，那個姓張的廠長還是國內國外地亂跑，說是一定要找到投資夥伴。于淑蘭還是死心塌地想調出來，她苦惱地說："就是美國總統來投資，我也不在那個廠子呆了。我現在就想辭職，可是我那一萬塊錢的風險金一定得拿回來啊。"

　　我托了一個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過那個姓張的廠長，可是沒結果。張廠長仍然是那句強硬的話："調走嘛，也可以，一萬塊錢的風險抵押金就不能退了。"我終於找到了另一個戰友，他的一個表姐夫是于淑蘭廠的黨委書記，姓馮。那天晚上，我滿懷希望跟著我那個戰友去找這個馮書記。

　　我們去了馮書記家。馮書記聽我們說了來意，搖頭說他一點兒權力也沒有。他說："不是我不肯幫忙，是我說了不算。現在是姓張的承包。我這個黨委書記是擺設。說不定哪天不高興了，就把我撤了屁的了。別怪我不去替你講情，我也有老婆孩子，我也得罪不起那個流氓啊。"

　　我長歎一聲："這還像是個國營企業嗎！"就和戰友起身告辭。

　　馮書記送我們出來，似乎言猶未盡，他苦笑道："我已經很難說清我們的國有企業的屬性。或者說它是國有企業，或者說它是私人企業。如果說它是國有企業，那麼每一個職都是企業的主人，這些話明明白白地都寫在一些法律條款上。如果說它是私人企業，那麼任何一個廠長或者公司經理，都有權把企業的財富隨便支配的。不是講國有資產的流失嗎，工人有那個權力去流失嗎！"馮書記不再講。他的內心似乎有著巨大的不安。從馮書記家回來，我坐在家裡苦思苦想，需要托什麼人跟那個張廠長講一講，才能把于淑蘭順利地調出來呢？(關鍵是要把邪一萬塊錢風險金順利地拿回來)我想得頭疼，卻沒有想出一點兒辦法。這個時候，電話響了。

　　妻子在電話裡哭起來："你來一下吧，醫生懷疑我爸是癌症……"

　　我腦袋轟地一下："你胡說八道什麼啊？"

　　妻子哭得更厲害了："真的，你來一下吧。帶些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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