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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于默然自述(摘錄) 　　……l933年，我18歲。那年林山縣遭遇了本世紀最為嚴重的一次特大乾旱。旱魔吃掉了餘名山民。那是一個陽光毒辣的黃昏。我從林山縣學堂畢業了，我當時想去廣州，走之前，我回家與父親告別二村外的田野在烈日下已經是一片焦土。我的父親正在村頭枯坐，他看到我，便仰天長歎："孩子，你還回來於什麼，你已經念過書了，去逃一條生路吧。"我當時心中十分愴然，就沿著龜裂的土地，背著西墜的太陽向東南去了。我當時走出很遠，回過頭來，看到父親那枯瘦的身材定在七月流火的田野裡，像一株已經被烤幹了水分的野草，、我知道從此很可能回不到這塊生我養我的土地了，我撲通一聲跪倒，向遠遠呆望著我的父親磕r三個頭，之後，長長地哭一聲："爹啊！"我的哭聲如訴，我感覺我的哭聲悠悠地四下散開，無力地落進了沒有收穫的剛野。 　　我隻身去廣州，是林山縣學堂王鶴鳴老師介紹我去的。王老師說他在廣州有一個親戚在政府裡做事情，王老師給我寫了一封信。我便揣著王老師的信走了。我那時並沒有什麼遠大的政治抱負，只是想去解決下肚子的問題。王鶴鳴老師，是倉南縣人。抗戰開始後，老先生在倉南縣抗日政府任宣傳員，寫標語。l940年夏天，被日本人抓住活埋了。 　　我走到武漢時病倒了。當時，我的肚子裡已經沒有了一點兒熱量，我感覺肯定走不到廣州了。如此說，當人們奔向一個既定的目標時，首當其衝的是要具備體力上的實力。我記得我發著高熱，歪歪斜斜地躺在了武漢的街道上。我斜眼盯著這座花花綠綠的城市，當時的心情真是絕望極了，我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躺在這樣一個亂哄哄的地方。武漢人嘰嘰喳喳地說著我根本聽不懂的土語。街上是一鷹座的樓房，我眼暈得很，有時還能看到街一t2跑小汽車，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小汽車，感覺很像家鄉田野裡那些放大了的硬甲蟲。 　　我竟然沒有躺倒。後來想起來應該算是一個奇跡。我虛弱得像草一樣的身體，竟然趕走了病魔。我記得我三天沒有進一點兒水米，我只是不想死，不日心。我覺得死在那樣一個不明不白的地方算什麼啊？我拒絕在那樣一個讓我眼暈的地方死去。人真的有這麼大的耐力嗎？我後來一直懷疑我當時也許餓昏了，記憶有誤。這些年全國興起了氣功熱，好多大師都可以辟穀，就是說可以幾個月不吃一點兒東西，甚至可以幾年不近 點兒人間煙火。許多人都深信不疑，我卻不信。但是由此說，我三天不吃一點兒東西，又能算什麼呢？(大笑) 　　我也許還算聰明，認定自己是走不到那個名叫廣州的城市了。我就在當地謀食了。我去了一家航運公司，給人家扛大包，很像現在的民工打工仔(笑)。而這一個決定，也就有了我後來的命運。幾個月後，我在公司認識了一個叫范大哥的漢子。他叫範五，我想那是一個化名。那個范大哥是共產黨，一年後，范大哥介紹我參加了共產黨。我當時入黨的動機是很不正確的，我當時是抱著一種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舊意識入黨的。一個遠離家園的流浪漢，是需要朋友的。許多共產黨的知識，我是後來才懂得的。我由此得到了一個新的人生。後來我奉命回到林山縣搞革命宣傳工作，從此我與范五同志沒有了聯繫。聽說他是抗戰中犧牲的。 　　1934年，我任中共林山縣委宣傳幹事。後來調到省敵工部任副部長。部長是李震傑同志(李震傑即我大伯)。1935年我曾因為反對省委副書記張明同志的左傾冒險主義，受到撤職處分。1936年張明同志犧牲後，我的處分撤銷。l937年9月，根據抗戰形勢需要，省委將林山、倉南、倉山三縣合併，成立林倉縣。調我和李震傑同志到林倉縣委，李震傑同志任縣委書記兼縣抗日遊擊隊總隊長，我任縣委副書記，兼遊擊總隊政委。l939年秋天，在研究攻打倉南縣城時，我反對李震傑同志的左傾盲動主義，李震傑同志將情況上報省委，我被省委批評。後攻打倉南縣城失利，遊擊隊傷亡很重。1939年底，李震傑同志調走。我接任李震傑同志的工作。 　　1940年春天，我領導的林倉抗日遊擊總隊，劃入八路軍正規軍。由此我離開林倉地區。此時，林倉縣撤銷。此後，l940年至l949年，我先後任八路軍129師軍需部副處長、處長。後調任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幹部部副部長。 　　1949年，我轉業到保州地區任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l953年任地區行署專員。l958年，我頂著不辦人民公社食堂。這件事被中央通報批評。後來毛主席到保州地區視察，批評了我。省委派員到保州地區督戰，此時李震傑同志由林山縣委調到保州地委當書記。我一直不大積極按照李震傑的指示辦。比如我一直反對把林山縣變成人民公社。我也反對在倉山縣推廣那種簡易樓房。我曾經跟李震傑說："勞民傷財，要讓後人罵的啊。"李震傑同志好幾次嚴厲地批評我，後經他提議，交地委討論，決定不再讓我管農業，保州地區開始大辦食堂。我在會上發牢騷說："什麼食堂萬歲，我看這種東西活不過三歲。"後來我被拔了白旗，這句話被做為反動言論，被保州地區反復批判過。 　　我與李震傑在歷史上就鬧不團結，後來有人說，省委把李震傑提到保州地委當書記，就是要他去搬掉我的。是不是這樣，已經不好考證。但我知道當時管幹部的省委副書記趙千里同志對我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見．我和趙千里同志于1942年開始共事，他一直是我的上級，他總批評我驕傲自大，目中無人。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全國開始反右傾，我被趙千里同志點名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是彭德懷的走狗。我被撤職，保留黨籍。我不認識彭德懷同志，可是組織上認定我跟彭德懷有著思想上的必然聯繫，認定我追隨彭德懷惡毒攻擊了社會主義制度，攻擊了三面紅旗。 　　省委派人到保州地委宣佈對我處分那天，李震傑主持會議。那次會議同時宣佈了十幾個人。散會後，李震傑單獨留下我，李震傑似乎有話對我說。那天屋裡很冷。冬天的風像鞭子一樣抽打著窗子。屋裡的牆角處有一個火爐子，我感覺身上很冷，就坐在爐邊烤火。李震傑坐過來，他臉色蒼白地看著我，似乎想說些什麼，可他好像一時不知道從哪裡說起。 　　我看著李震傑，艱難地笑笑："老李，今後我們不會總見面了。"李震傑說："老於，我們是黨的人，應該任勞任怨啊……"我生氣地說："任勞任怨我能做到，但不能亂扣帽子。我何曾反黨？你知道我的性格，士可殺不可辱是舊話，我們黨內不能說這個話，可是……"李震傑擺擺手，打斷了我的話，他遞給我一支煙："老於，你不要因為撤職……"我知道他誤解我了，我搖頭說："老李，我不是沮喪失去了職務，你我相處二十多年了，雖然總是意見相左，但是相知很深。你我都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我們連命都不怕丟掉，還怕丟掉官職嗎？我不理解的是，我究竟錯在什麼地方了？彭總錯在什麼地方了？也許歷史給於我們的擔子太重了，我們無力承擔。"李震傑臉色蒼白地說："我同意把你劃成右傾，但我不同意把你定性為反黨分子。"我長歎一聲："我不會怪你的。誰都受過別人的委屈，誰也都委屈過別人。這個道理我懂，歷史自有公論，在此關頭，古人說過，為官者或者選擇一時寂寞，或者選擇萬古淒涼。我只能選擇寂寞一時，我決不會選擇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甯受一時之寂寞，不取萬古之淒涼。但是我們會付出不該付的代價。如果只是錯誤地處理了我們幾個人、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倒也罷了，怕的是今後……"李震傑的聲音突然變得冷了："老于，你現在還是黨員，要服從。"我點點頭："你將來是要對歷史負責任的。"我說完這句很沉重的話，就轉身向門外走去。李震傑喊住我，走過去，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我們兩個人的手緊緊地握住了。四目相對，我呆呆一笑："從此後，你的耳朵就清靜了，聽不到我跟你吵了。"李震傑艱難地笑笑："你多保重啊，你的身體……"說著，李震傑轉身從提包裡取出一個紙包，遞給我："這是二百塊錢，我知道你大手大腳慣了。"我愣了一下，就接過去，轉身走了。我沒有想到，我與李震傑就此一別，竟成永訣。我再回到那間地委會議室時，已經是20年之後，那時李震傑已經死去18年了。實事求是地講，我與李震傑同志在歷史上是一直搞不到一起的。但是，我始終認為他是一個好同志。他年齡比我大十歲。 　　我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拔了白旗之後，先是被貶到倉山縣商業局當計劃科副科長。1964年，我又被凋到倉南縣的李家莊公社當副社長。那些年我情緒很不好，變得不愛說話，有人說我總是苦著...張臉，大概是一副憂國憂民的呆相吧。(苦笑)"文革"中，我被下放到倉南縣的...個村裡勞動。農民們沒有人嫌棄我，他們對我很好。那個村子裡的造反派電沒有整我。也許人們認為我實在是一隻死老虎，身上已經實在沒有油水可榨了吧。1979年，我被平反，摘掉了右傾帽子，回到林山地區任副書記。20年，世間有多少變化，我的職務如原地踏步。 　　地委安排我抓農業，我熱火朝天地搞開了分田到戶責任田。林山地區由此成了全省的一一個農村改革的典型。1982年我調到了省裡，擔任了省委副書記。1985年離休。 　　我離休之後……(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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