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我二十一歲那年(2)

我二十一歲那年(2)

　　朋友送了我一包蓮子，無聊時我撿幾顆泡在瓶子裡，想，賭不賭一個願？——要是它們能發芽，我的病就不過是個瘤子。但我戰戰兢兢地一直沒敢賭。誰料幾天後蓮子竟都發芽。我想好吧我賭！我想其實我壓根兒是傾向於賭的。我想傾向於賭事實上就等於是賭了。我想現在我還敢賭——它們一定能長出葉子！（這是明擺著的。）我每天給它們換水，早晨把它們移到窗臺西邊，下午再把它們挪到東邊，讓它們總在陽光裡；為此我抓住床欄走，扶住窗臺走，幾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這事我不說，沒人知道。

　　不久，它們長出一片片圓圓的葉子來。「圓」，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們，坐回到床上氣喘吁吁地望著它們，夜裡醒來在月光中也看看它們：好了，我要轉運了。並且忽然注意到「蓮」與「憐」諧音，畢恭畢敬地想：上帝終於要對我發發慈悲了吧？這些事我不說沒人知道。葉子長出了瓶口，閒人要去摸，我不讓，他們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裡加倍地祈禱幾回。這些事我不說，現在也沒人知道。然而科學勝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說那兒沒有瘤子，沒有沒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條嬌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腳！定案之日，我像個冤判的屈鬼那樣瘋狂地作亂，掙扎著站起來，心想幹嗎不能跑一回給那個沒良心的上帝瞧瞧？

　　後果很簡單，如果你沒摔死你必會明白：確實，你幹不過上帝。我終日躺在床上一言不發，心裡先是完全的空白，隨後由著一個死字去填滿。王主任來了。（那個老太太，我永遠忘不了她。還有張護士長。八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我有兩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門口，全靠這兩位老太太又把我搶下來。）我面向牆躺著，王主任坐在我身後許久不說什麼，然後說了，話並不多，大意是：還是看看書吧，你不是愛看書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將來你工作了，忙得一點兒時間都沒有，你會後悔這段時光就讓它這麼白白地過去了。這些話當然並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這些話我將受用終生，在以後的若干年裡我頻繁地對死神抱有過熱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記得王主任這些話，因而還是去做些事。使我沒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裡寫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於是慢慢地有了活的興致和價值感。有一年我去醫院看她，把我寫的書送給她，她已是滿頭白髮了，退休了，但照常在醫院裡從早忙到晚。

　　我看著她想，這老太太當年必是心裡有數，知道我還不至去死，所以她單給我指一條活著的路。可是我不知道當年我搬離7號後，是誰最先在那兒發現過一團電線？並對此做過什麼推想？那是個秘密，現在也不必說。假定我那時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問問王主任。我想，她可能會說「真要去死那誰也管不了」，可能會說「要是你找不到活著的價值，遲早還是想死」，可能會說「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壞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會說「不，我看得出來，你那時離死神還遠著呢，因為你有那麼多好朋友」。

　　友誼醫院——這名字叫得好。「同仁」「協和」「博愛」「濟慈」，這樣的名字也不錯，但或稍嫌冷靜，或略顯張揚，都不如「友誼」聽著那麼平易、親近。也許是我的偏見。二十一歲末尾，雙腿徹底背叛了我，我沒死，全靠著友誼。還在鄉下插隊的同學不斷寫信來，軟硬兼施勸罵並舉，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氣；已轉回北京的同學每逢探視日必來看我，甚至非探視日他們也能進來。「怎進來的你們？」「咳，閉上一隻眼睛想一會兒就進來了。」這群插過隊的，當年可以憑一張站臺票走南闖北，甭擔心還有他們走不通的路。那時我搬到了加號。加號原本不是病房，裡面有個小樓梯間，樓梯間棄置不用了，餘下的地方僅夠放一張床，雖然窄小得像一節煙筒，但畢竟是單間，光景固不可比十級，卻又非十一級可比。這又是大夫護士們的一番苦心，見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難免說笑得不管不顧，既不能影響了別人又不可剝奪了我的快樂，於是給了我十點五級的待遇。加號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緊挨著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

　　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著外語。一過中午，我便直著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騎車的年輕人和5路汽車的車站，盼著朋友們來。有那麼一陣子我暫時忽略了死神。朋友們來了，帶書來，帶外面的消息來，帶安慰和歡樂來，帶新朋友來，新朋友又帶新的朋友來，然後都成了老朋友。以後的多少年裡，友誼一直就這樣在我身邊擴展，在我心裡深厚。把加號的門關緊，我們自由地嬉笑怒駡，毫無顧忌地議論世界上所有的事，高興了還可以輕聲地唱點兒什麼——陝北民歌，或插隊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們走了，在小檯燈幽寂而又喧囂的光線裡，我開始想寫點兒什麼，那便是我創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時忘記了死，還因為什麼？還因為愛情的影子在隱約地晃動。那影子將長久地在我心裡晃動，給未來的日子帶來幸福也帶來痛苦，尤其帶來激情，把一個絕望的生命引領出死穀。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都會成為永遠的珍藏和神聖的紀念。

　　二十一歲、二十九歲、三十八歲，我三進三出友誼醫院，我沒死，全靠了友誼。後兩次不是我想去勾結死神，而是死神對我有了興趣；我高燒到四十多度，朋友們把我抬到友誼醫院，內科說沒有護理截癱病人的經驗，柏大夫就去找來王主任，找來張護士長，於是我又住進神內病房。尤其是二十九歲那次，高燒不退，整天昏睡、嘔吐，差不多三個月不敢聞飯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壓也不安定，先是低壓升到一百二接著高壓又降到六十，大夫們一度擔心我活不過那年冬天了——腎，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樣，治療手段又像是接近於無了。我的同學找柏大夫商量，他們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這事告訴我父親？他們決定：不。告訴他，他還不是白著急？然後他們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學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們去向我父親解釋；活著的我由唐大夫多多關照。

　　唐大夫說：「好，我以教學的理由留他在這兒，他活一天就還要想一天辦法。」真是人不當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過我又活了，看樣子極可能活到下一個世紀去。唐大夫就是當年把我接進10號的那個女大夫，就是那個步履輕盈溫文爾雅的女大夫，但八年過去她已是兩鬢如霜了。又過了九年，我第三次住院時唐大夫已經不在。聽說我又來了，科裡的老大夫、老護士們都來看我，問候我，誇我的小說寫得還不錯，跟我敘敘家常，唯唐大夫不能來了。我知道她不能來了，她不在了。我曾搖著輪椅去給她送過一個小花圈，大家都說：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遠記得她把我迎進病房的那個中午，她貼近我的耳邊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倏忽之間，怎麼，她已經不在了？她不過才五十出頭。這事真讓人啞口無言，總覺得不大說得通，肯定是誰把邏輯擺弄錯了。

　　但願柏大夫這一代的命運會好些。實際只是當著眾多病人時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時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開玩笑時自稱是我的「私人保健醫」，不過這不像玩笑這很近實情。近兩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裡新來了個衛生員，梳著短辮兒，戴一條長圍巾穿一雙黑燈芯絨鞋，雖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裡話，卻滿身滿臉的鄉土氣尚未退盡。「你也是插隊的？」我問她。「你也是？」聽得出來，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屆？」「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兒？」「陝北。你哪兒？」「我內蒙。」這就行了，全明白了，這樣的招呼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這樣的問答立刻把我們拉近。

　　我料定，幾十年後這樣的對話仍會在一些白髮蒼蒼的人中間流行，仍是他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後世的語言學者會煞費苦心地對此做一番考證，正兒八經地寫一篇論文去得一個學位。而我們這代人是怎樣得一個學位的呢？十四五歲停學，十七八歲下鄉，若干年後回城，得一個最被輕視的工作，但在農村待過了還有什麼工作不能幹的呢，同時學心不死業餘苦讀，好不容易上了個大學，畢業之後又被輕視——因為真不巧你是個「工農兵學員」，你又得設法摘掉這個帽子，考試考試考試這代人可真沒少考試，然後用你加倍的努力讓老的少的都服氣，用你的實際水平和能力讓人們相信你配得上那個學位——比如說，這就是我們這代人得一個學位的典型途徑。

　　這還不是最坎坷的途徑。「小柏」變成「老柏」，那個衛生員成為柏大夫，大致就是這麼個途徑，我知道，因為我們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體上也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都是朋友了；連她的兒子也叫我「老史」。閑下來細細去品，這個「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誼中。真說不定，這與我二十一歲那年恰恰住進了「友誼」醫院有關。

　　因此偶爾有人說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語氣中不免流露了一點兒譏諷，仿佛這全是出於我的自娛甚至自欺。我頗不以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從不相信有什麼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間桃源，世間確有此源，如果沒有恐怕誰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時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譏諷並不能使其強大。千萬年來它作為現實，更作為信念，這才不斷。它源於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於心又由於心，這才不斷。欲其強大，舍心之虔誠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說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話裡？語氣中既有贊許又有告誡。贊許並且告誡，這很讓我信服。贊許既在，告誡並不意指人們之間應該加固一條防線，而只是提醒我：童話的缺憾不在於它太美，而在於它必要走進一個更為紛繁而且嚴酷的世界，那時只怕它太嬌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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