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我二十一歲那年

我二十一歲那年(1)

　　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病房有十二間病室，除去1號2號，其餘十間我都住過。當然，絕不為此驕傲。即便多麼驕傲的人，據我所見，一躺上病床也都謙恭。1號和2號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認為我住那兒為時尚早。

　　十九年前，父親攙扶著我第一次走進那病房。那時我還能走，走得艱難，走得讓人傷心就是了。當時我有過一個決心：要麼好，要麼死，一定不再這樣走出來。

　　正是晌午，病房裡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護士們輕極了的腳步，滿目潔白，陽光中飄浮著藥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進了廟宇我感覺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進10號病室。她貼近我的耳朵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我說：「您說我的病還能好嗎？」她笑了笑。記不得她怎樣回答了，單記得她說了一句什麼之後，父親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輕盈地走後，我永遠留住了一個偏見：女人是最應該當大夫的，白大褂是她們最優雅的服裝。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對醫學對命運都還未及瞭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將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我舒心地躺下來睡了個好覺。心想：十天，一個月，好吧就算是三個月，然後我就又能是原來的樣子了。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來看我時，也都這樣想；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書。

　　10號有六個床位。我是6床。5床是個農民，他天天都盼著出院。「光房錢一天就一塊一毛五，你算算得啦，」5床說，「死唄可值得了這麼些？」3床就說：「得了嘿，你有完沒完！死死死，數你悲觀。」4床是個老頭，說：「別價別價，咱毛主席有話啦——既來之，則安之。」農民便帶笑地把目光轉向我，卻是對他們說：「敢情你們都有公費醫療。」他知道我還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1床不說話，1床一旦說話即可出院。2床像是個有些來頭的人，舉手投足之間便贏得大夥兒的敬畏。2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詞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2床講話時，所有名詞都以「這個」「那個」代替，因而講到一些轟轟烈烈的事蹟卻聽不出是誰人所為。4床說：「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兒。剛有的一點兒舒心頃刻全光。一天一塊多房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裡出，一天好幾塊的藥錢、飯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裡出，何況為了給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負債累累了。我馬上就想那農民之所想了：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呢？我趕緊鬆開拳頭讓自己放明白點兒：這是在醫院不是在家裡，這兒沒人會容忍我發脾氣，而且砸壞了什麼還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資去賠？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裡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個月！我平白地相信這樣一個期限。

　　可是三個月後我不僅沒能出院，病反而更厲害了。

　　那時我和2床一起住到了7號。2床果然不同尋常，是位局長，十一級幹部，但還是多了一級，非十級以上者無緣去住高幹病房的單間。7號是這普通病房中唯一僅設兩張病床的房間，最接近單間，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級的人去住。據說剛有個十三級從這兒出去。2床搬來名正言順。我呢？護士長說是「這孩子愛讀書」，讓我幫助2床把名詞重新記起來。「你看他連自己是誰都鬧不清了。」護士長說。但2床卻因此越來越讓人喜歡，因為「局長」也是名詞也在被忘之列，我們之間的關係日益平等、融洽。

　　有一天他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插隊的。」2床說他的「那個」也是，兩個「那個」都是，他在高出他半個頭的地方比畫一下：「就是那兩個，我自己養的。」「您是說您的兩個兒子？」他說對，兒子。他說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結合。他說：「我們當初也是從那兒出來的嘛。」我說：「農村？」「對對對。什麼？」「農村。」「對對對農村。別忘本呀！」我說是。

　　我說：「您的家鄉是哪兒？」他於是抱著頭想好久。這一回我也沒辦法提醒他。最後他罵一句，不想了，說：「我也放過那玩意。」他在頭頂上伸直兩個手指。「是牛嗎？」他搖搖頭，手往低處一壓。「羊？」「對了，羊。我放過羊。」他躺下，雙手墊在腦後，甜甜蜜蜜地望著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語。大夫說他這病叫作「角回綜合征，命名性失語」，並不影響其他記憶，尤其是遙遠的往事更都記得清楚。我想局長到底是局長，比我會得病。他忽然又坐起來：「我的那個，喂，小什麼來？」「小兒子？」「對！」他怒氣衝衝地跳到地上，說：「那個小玩意，娘個×！」說：「他要去結合，我說好嘛我支持。」說：「他來信要錢，說要辦個這個。」他指了指周圍，我想「那個小玩意」可能是要辦個醫療站。他說：「好嘛，要多少？我給。可那個小玩意！」

　　他背著手氣哼哼地來回走，然後停住，兩手一攤：「可他又要在那兒結婚！」「在農村？」「對，農村。」「跟農民？」「跟農民。」無論是根據我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根據報紙電臺當時的宣傳倡導，這都是值得肅然起敬的。「紮根派。」我欽佩地說。「娘了個×派！」他說，「可你還要不要回來嘛？」這下我有點兒發蒙。見我愣著，他又一跺腳，補充道：「可你還要不要革命？！」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麼，2床的坦誠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邏輯了。整個冬天就快過去，我反倒拄著拐杖都走不到院子裡去了，雙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無可遏止地萎縮，這才是需要發愁的。

　　我能住到7號來，事實上是因為大夫護士們都同情我。因為我還這麼年輕，因為我是自費醫療，因為大夫護士都已經明白我這病的前景極為不妙，還因為我愛讀書——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大夫護士們尤為喜愛一個愛讀書的孩子。他們都還把我當孩子。他們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隊。護士長好幾次在我母親面前誇我，最後總是說：「唉，這孩子……」這一聲歎，暴露了當代醫學的愛莫能助。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幫助我，只能讓我住得好一點兒，安靜些，讀讀書吧——他們可能是想，說不定書中能有「這孩子」一條路。

　　可我已經沒了讀書的興致。整日躺在床上，聽各種腳步從門外走過；希望他們停下來，推門進來，又希望他們千萬別停，走過去走你們的路去別來煩我。心裡荒荒涼涼地祈禱：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給我留下！我確曾在沒人的時候雙手合十，出聲地向神靈許過願。多年以後才聽一位無名的哲人說過：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者。如今來想，有神無神並不值得爭論，但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自然會忽略著科學，向虛暝之中寄託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類最美好的嚮往也都沒有實際的驗證，但那嚮往並不因此消滅。

　　主管大夫每天來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別急。」按規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幾位主任時常都來看看我：「感覺怎麼樣？嗯，一定別著急。」有那麼些天全科的大夫都來看我，八小時以內或以外，單獨來或結隊來，檢查一番各抒主張，然後都對我說：「別著急，好嗎？千萬別急。」從他們謹慎的言談中我漸漸明白了一件事：我這病要是因為一個腫瘤的搗鬼，把它找出來切下去隨便扔到一個垃圾桶裡，我就還能直立行走，否則我多半就是把祖先數百萬年進化而來的這一優勢給弄丟了。

　　窗外的小花園裡已是桃紅柳綠，二十二個春天沒有哪一個像這樣讓人心抖。我已經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叢樹行間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輕人。我記得我久久地看過一個身著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著方步曬太陽；只要這樣我想只要這樣！只要能這樣就行了就夠了！我回憶腳踩在軟軟的草地上是什麼感覺？想走到哪兒就走到哪兒是什麼感覺？踢一顆路邊的石子，踢著它走是什麼感覺？沒這樣回憶過的人不會相信，那竟是回憶不出來的！老人走後我仍呆望著那塊草地，陽光在那兒慢慢地淡薄，脫離，凝作一縷孤哀淒寂的紅光一步步爬上牆，爬上樓頂……我寫下一句歪詩：輕撥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間一斜陽。日後我搖著輪椅特意去看過那塊草地，並從那兒張望7號窗口，猜想那玻璃後面現在住的誰？上帝打算為他挑選什麼前程？當然，上帝用不著徵求他的意見。

　　我乞求上帝不過是在和我開著一個臨時的玩笑——在我的脊椎裡裝進了一個良性的瘤子。對對，它可以長在椎管內，但必須要長在軟膜外，那樣才能把它剝離而不損壞那條珍貴的脊髓。「對不對，大夫？」「誰告訴你的？」「對不對吧？」大夫說：「不過，看來不太像腫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寫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許把這四個字寫到千遍萬遍就會贏得上帝的憐憫，讓它是個瘤子，一個善意的瘤子。要麼乾脆是個惡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種，那也行。總歸得是瘤子，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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