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虛筆記(28)_史鐵生

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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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帶著兒子在南方等了三年。第三年，就是這一年，傳來了父親隨一艘客輪在太平洋上沉沒的消息。母親懷疑了很久，雖然最終相信那不是真的，但在這一年的末尾她還是帶著兒子到了北方。

　　兒子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車、渡輪、火車、汽車，由南向北母子倆走了七天，看見雨漸漸變成了雪。河水渾黃起來，田野荒涼下去，山勢剛健雄渾但是山間寂寥冷落了，陽光淡薄淒迷顯得無比珍貴。有一條細細的帶狀物在山脊上綿延起伏。兒子問：「那是什麼？」母親說：「長城。」「我們到這兒來幹什麼？」

　　父親的老家在北方。那時爺爺還活著。那時爺爺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親並沒把南方的宅院賣掉。她把那所宅院託付給了一個朋友。她確信父親並沒有死，父親肯定沒有上那條船，父親當然會回來，有一天他會突然出現在她和兒子的面前。那條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帶來這消息的人還帶來了當時香港和新加坡的報紙；幾份報紙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載了那次海難的消息，白紙黑字：「慘絕人寰，數百旅客葬身波濤」，「航海史罕見慘劇，數百人無一生還」。母親把那幾張報紙看了幾遍，問：「他肯定是在這條船上嗎？」回答是：「有人說，他是搭乘了那一班船。」「那個人，親眼見他上了那條船嗎？」「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親眼見他訂了那班船的票。」母親說：「把這幾份報紙都留給我好嗎？」母親仍然不相信父親已經遇難，不相信會從此見不到他。母親把那些報紙看了幾天幾夜，忽然靈機一動，到底為父親找到了生機：那些報道在幾百個遇難的人中，列出了幾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沒有她的丈夫。照理說應該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條船上，那麼報紙上尤其應該提到他，她的丈夫在四十年代的中國報界算個有影響的人物，記者們不注意到誰也該注意到他。母親對自己說：「報紙上不提到誰，也該提到他。」但是沒有。偏偏沒有他。母親沒日沒夜地在那幾份報紙上尋找，看遍了每一個字和每一個標點符號，沒有，肯定沒有父親的名字。

　　「如果他死了就該有他的名字，沒有他的名字就說明他並不在那條船上。」後來母親對爺爺這樣說。

　　「誰呀？媽，你說的是誰呀？」三歲的男孩兒在一旁問。

　　「你父親。」母親說，「你的爸爸。」

　　「我爸爸？」

　　「對。他活著，你爸爸他肯定還活著。」

　　「什麼是活著？」兒子問。

　　母親便抱起他，親吻他。母親的眼淚流到兒子的臉上，仿佛活著倒是一件更需要流淚的事情。

　　爺爺一言不發。

　　那時Z已經跟隨母親到了北方，和爺爺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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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爺爺不斷寫信要他們去的。爺爺的信一封封寄到南方，要母親帶著兒子一起到北方來。爺爺說他一個人也孤獨寂寞得很，爺爺說「你們母子倆也一定過得很艱難」，爺爺說他老了，故土難離，「你們來吧，到北方來我們一起生活」。爺爺的信裡說，他已經棄政從農，他決定棄政從農倒主要不是局勢所迫，而是這麼多年黨黨派派見得多了，累了，也膩了，且自覺身心俱老，昏聵無能，礙手礙腳的跟不住潮流了。爺爺在信裡說，自幼讀陶淵明的詩，到了這把年紀方才體會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寬坦清靜的真境界。爺爺的信裡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爺爺說自古及今，兵伐政治，鹿鼎頻爭，無非是打天下坐天下，朝朝代代，誰不說著天下為公，可天下幾時為公過呢？英傑豪勇，偉略雄韜，爭為天下君罷了。為天下君何如「為天下穀」？「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複歸於樸。」爺爺說，思來想去，莫若退隱歸耕。爺爺信中說：他再沒有什麼親人了，若能與小孫孫在一起，終日為嬉為戲，也就可以無憾無怨安度晚年了，「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以後有過一次機會，母親把這些信拿給Z的叔叔看，想讓他知道爺爺的心態。叔叔看罷那些信，勸母親不必擔心。叔叔再把那些信掃視一遍，笑笑說：「他發洩發洩不滿罷了，無非說明了一個階級的窮途末路。」叔叔說，像爺爺這個年紀，真要他脫胎換骨也不可能。叔叔說：「別讓孩子受了他的影響，這倒是大事。」

　　爺爺在國民黨政權中做過什麼官？不詳。他要麼是做過很大的官，大到解放軍來了也不殺他，殺了反而影響不好；要麼就是官職太小，小到不足為患，小到屬團結教育之列。但據其信中「退隱歸耕」一節推斷，他也可能是起義人員，並在新政權中應邀占一個體面而閒適的職位。

　　叔叔卻是共產黨的人，一個老黨員，我們常說的老革命。但這個人在我的記憶裡毋寧說是個概念。在我從少年直至青年的心目中，他曾是一個肅穆、高貴的概念，崇敬之心賴以牽動的偶像，他高高大大不苟言笑坐落在一片恢弘而蒼茫的概念裡。然後不知何時，我記得我一如既往地仰望他，他卻從那片概念裡消失掉，我未及多想，又見他從那消失的地方活脫出來。若使他從一個概念中活脫出來，他就不見得還是他，不見得單純是Z的叔叔了，我眼前便立刻出現好幾個人的形象，並且牽繫著很多人支離破碎的故事。截止到我想把Z的叔叔寫進這篇小說的時候，那些人都還在，他們都還活著，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中變動著心緒和情感，以不同的方式度著晚年。他們當中的一個，隨便誰，都讓我想起並且決定寫下Z的叔叔。他們當中的故事，隨便誰的故事，都可能是Z的叔叔的以往或繼續。

　　Z的叔叔高中沒畢業便離家出走參加了革命。那年他十八九歲，正逢學潮，他不僅參加了而且還是一方學生的領袖，學潮鬧了五六個星期，鬧到他被開除學籍，鬧到他與Z的爺爺同時宣佈廢除他們的父子關係，鬧到官府出動警察鎮壓並通緝捉拿幾個鬧事的頭頭兒。通緝捉拿的名單上有Z的叔叔。一天他半夜偷偷回到家，在哥哥（Z的父親）協助下隔窗看了一眼病勢垂危的母親，之後，哥哥想辦法給他弄了些錢，瞞著家裡所有的人送他走了。「你，想到哪兒去呢？」「找共產黨。」「他們在哪兒你能知道？」「哪兒都有。哥哥咱們一起走吧，你那些報紙那些新聞不過是幫他們欺騙民眾罷了。」哥哥再次闡明了自己一個報人的神聖職責和獨立立場，兄弟倆於是在午夜的星光下久久相對無言，繼而在夜鳥偶爾的啼鳴中手足情深地惜惜而別，分道揚鑣各奔前程。這情景當然都是我的虛擬，根據我自幼從電影和書刊中對那一代革命者所得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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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必不可免是在設想中走過的。在一個偶然但必須的網結上設想，就像隔著多少萬光年的距離，看一顆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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