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大明(28)_馬伯庸

二八

　　在這篇文章的下方，還有一系列落款。為首的自然是徽州知府梁應澤，以及同知、通判、推官三人，囊括了整個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後是婺源縣的四位主官——知縣金汝諧、縣丞馬孟複、主簿孫良佐、典史鄭大成，以及縣學的教諭、訓導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縣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樣了。

　　原來在立碑的萬曆三十四年初，譚昌言父親去世，已經丁憂離職。禁燒保龍，是他在婺源縣做的最後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譚昌言在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處給他留了一個「前任知縣」的位置。

　　名單再接下來，是之前鬧得最凶的那批鄉宦：汪應蛟、游應乾、余一龍、汪以時、餘啟元、餘懋衡……在名單最後，是為此事一直奔走的縣學生員程世法等。

　　這是刻在石碑背後的內容。

　　在石碑的正面，則刻有「嚴禁伐石燒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無非是規定了禁令所涉及的行政單位以及地理範圍，和婺源縣原來那份通知沒有太大區別。是文下方的落款，刻的是徽州推官鄭宏道的名字。

　　因為新一任知縣金汝諧還沒到任，婺源事務暫時由鄭宏道代理。他的正職推官在府裡負責司法實務，外號叫作「刑廳」，來宣佈保龍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雖已生效，可還得有人負責監督才行。婺源縣衙人手不夠，顧不到船槽嶺那麼廣袤的山區，這個監督責任，便交給了婺源縣學。

　　龍脈若有損傷，影響最大的便是縣學的士子們，派他們去保龍，自然是責無旁貸，就像梁應澤說的那樣：「官府學校共仇之。」於是婺源縣學也迅速出臺了一項政策，表決心說「責在通學諸生，有不能辭者」，派遣船槽嶺附近學籍的諸生不時監督，一有發現，立刻向官府彙報。

　　石碑既立，禁約終成。灰戶們灰溜溜地填埋窯灶，把青山綠水留給遍體鱗傷的龍脈。婺源縣的文人們紛紛撰文，不吝溢美之詞，來記敘這一次偉大勝利。

　　文人的筆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鮮活。比如在大鄉宦游應乾筆下，譚知縣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約炳若日星，誰複敢幹明憲者。」在另一位鄉宦汪以時的文中，更是聲情並茂地描述譚昌言在離職時，握著縣學士子的手流淚道：「予茲疚心銷骨，遽棄山靈，他日複耗，予之所深恫矣。」

　　【注釋】郡、邑侯之約炳若日星，誰複敢幹明憲者：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英明神武，所立的禁令如同日月星辰一樣熠熠發光！誰還敢明知故犯，觸犯嚴明的法令呢！

　　予茲疚心銷骨，遽棄山靈，他日複耗，予之所深恫矣：我現在心中憂苦、愧疚不安，譭謗之言害人甚烈，恐怕以後還會有人捨棄山靈，再次伐石燒灰，倘若成真，這將是我心中最深重的痛！

　　最誇張的是縣學教諭仁家相，他撰文講到：梁應澤聞聽龍脈被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屠龍者罰毋赦」——這就近乎小說了。

　　無論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評價這次禁絕燒灰的歷史意義，稱其為「保天物，弭近害，懷永圖，挽文運，葆靈光」。在莘莘學子和社會賢達的齊聲稱頌中，這一場保龍運動轟轟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婺源縣的處置方案，確實是相當周密。可惜百密一疏，決策者們漏算了一點：人性。

　　人性本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只要有機會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樣會鋌而走險。

　　墨西哥曾經勸說農民放棄種植罌粟，改種熱帶水果，但失敗了。因為跟毒品的利潤相比，任何經濟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農民趨利避虧，天性使然，這是法律也無法禁止的事。

　　明代婺源的情況比墨西哥還極端。當地山林覆蓋面太廣，耕種幾乎不能糊口，跟在龍脈上燒「白粉」相比，收入天差地遠。一邊是田裡刨食兒，朝不保夕；一邊是鑿石燒灰，大秤金小秤銀。你說山民們會守著一座金山挨餓嗎？

　　雖然縣裡搞過一個贖賣政策，可那是一錘子買賣，不解決實際問題。從實際操作來看，根本沒有多少人去贖地契，推三阻四，一年贖不回來幾個山頭。那些已經贖賣了地契的人，手裡的銀子花光之後，更會回來打龍脈的主意。

　　總之，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環境，註定了縣裡的保龍政策不可能長久。但誰也沒想到，崩壞來得如此之快。

　　萬曆三十四年，也即立保龍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灰戶們重新回到了船槽嶺，偷偷摸摸扒開窯口，繼續開鑿燒灰。

　　縣學很快發現動靜不對，派學生過來制止。那些灰戶的態度極其囂張，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裡，而且聚起大批民眾，堵住礦場入口，不許學生靠近。學生拿出公文來說你們違法了，灰戶們便反駁說我們吃不上飯你們管不管？學生管不了，只好回報縣學。

　　縣學裡都是秀才，秀才遇見兵，這道理怎麼說得清楚？他們只好上報縣衙。縣丞馬孟複親自帶人趕往現場，可灰戶們仍舊不懼，反而惡狠狠地威脅馬縣丞：「不伐石燒灰，則近龍之居民，無以治生而為盜。」這詞太文縐縐了，是事後官員在報告裡修飾過的。原話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們官老爺不讓俺們燒灰，不給活路，俺們就上山落草當強盜去！」

　　一句話，把馬孟複給堵回去了。

　　馬孟複趕緊向新任知縣金汝諧報告。金汝諧初來婺源，覺得此事十分荒唐。開礦是嘉靖四十三年開始的，你們船槽嶺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麼過活的？再說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後開挖灰礦，當盜賊的人就變少了嗎？

　　金汝諧認為這些刁民純屬胡攪蠻纏，必須嚴肅處理，以儆效尤。他不耐煩譚昌言的懷柔之策，直接派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鄉賢支援的僕役，前往船槽嶺鎮壓。一通揉搓之後，大部分灰戶作鳥獸散，只有一個叫洪天的人被官軍擒拿。

　　這個洪天，是十七都下屬的一個甲長，他攛掇同甲的人戶一起燒灰，算是灰戶裡的中堅力量。馬孟複親自坐鎮審問，從他嘴裡問出一個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詞是這樣說的：「貧民日趨挖石燒灰，所謂傭工是也。百倍之利，則自出本聚灰囤戶專之耳。」

　　原來真正掌握這個產業的，不是灰戶，而是那些囤戶。這些人多是當地豪強出身，他們雇用窮人進山挖礦，然後再集中販賣去清華鎮。

　　這個模式，其實也算不得什麼秘密。當年譚昌言解決灰稅問題的關鍵，不是要找船槽嶺的包稅人協商嗎？他找到的，正是這些聚灰的囤戶。

　　在譚昌言時代，這些包稅人一直隱沒在幕後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諧時代，他們終於現身了。

　　從萬曆三十三年底開始，朝廷撤銷了礦稅政策，公公們回了京城。而這些包稅人搖身一變，成了礦主，賺取的利潤更多了。有這麼大的利益在誘惑，難怪官府豎碑未穩，這些囤戶便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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