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255)_馬伯庸

二五五

　　▼第十一章　一九四〇年六月

　　晨光熹微，朝霧彌漫，建築的輪廓在霧靄中模糊不清。

　　整座城市就像是一個被失眠折磨的困頓者，將醒而未醒，欲眠而難眠，偶有悠長的汽笛聲傳來，反而更添幾分茫然。自從一九三七年之後，上海的清晨就一直如此曖昧。

　　一輛黑色的福特轎車行駛在南市狹窄的道路上。不知是不是霧氣大的緣故，它的行駛速度不快，乘客似乎並不急於趕到某個目的地，倒似在徜徉一般。

　　它正沿著民國路自東向西開去。這條路原本是上海縣的南城牆與城壕，後來政府改建，把城磚拆毀填入城壕，在原址上修了一條近乎半圓形的弧形路段，稱為民國路，北面頂點毗鄰法租界，南邊的兩個端點，與方浜路的東西兩頭恰好相連。南市有個流傳頗廣的謎語童謠：「一街分三向，東西北白相。」謎底即是民國路。

　　這輛轎車的行進路線很古怪。它從民國路的東頭出發，沿著弧形道路依次走過新北門、老北門、小北門……然後再沿著方浜路向東直行，正好走成一個半圓形。

　　半圓邊緣的每一個路口，都設有一道鐵柵欄，以民國路為邊界，硬生生把這塊街區從南城切了出去，變成一個獨立城寨。此刻車窗上出現一張外國人的面孔，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經過的每一個路口，透過柵欄空隙，把「城寨」內的景象一次次收入眼中。

　　此刻「城寨」裡一片靜謐，高高低低的木屋都掩著窗板。大部分居民仍在安睡，渾然不覺被人如此傷感地注視著。

　　當車子開到方浜路與阜民路交界的路口時，太陽已徐徐升起。借著朝日的光輝，可以看到在這個城寨最高處的建築頂端，正飄揚著一面旗幟。這旗幟正中是一個紅色十字，邊緣繪了一個圈，旁邊寫著中英文的「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及「南市難民區」幾個字。

　　那一雙湛藍色的眼睛，在「南市難民區」這五個字上停留良久。隨即車廂內響起一聲沉重的歎息，那人拍拍司機的肩膀：「我們去碼頭吧。」

　　車子加快速度，不一時開到了十六鋪碼頭。一個瘦高的法蘭西人從車上走下來，眼窩深陷，身材頎長，可惜大半截右臂都不見了。下頜那一部純白長髯倒是十分健旺，活像一蓬不曾蘸過墨的筆須。

　　碼頭上靜悄悄的，沒什麼人，只有一個中國人佇立在系纜柱旁。那是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戴著金絲眼鏡，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只是雙鬢微顯斑白。

　　他一見到神父，連忙快步走過去：「饒家駒神父，你是不是又去南市難民區了？」

　　「唉，對。馬上要離開上海，所以我特意讓司機去兜了個圈子。我有一個直覺，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它。」饒神父的語氣裡滿是感傷，他握緊對方的手，「孫醫生，我走以後，就要靠你們啦。」

　　「局勢日益惡化，我們也不知道能支撐多久。」孫醫生微微露出苦笑。饒神父習慣性地低聲嘟噥了一句法國諺語：「A force de mal aller, tout ira bien。」

　　「天無絕人之路。」

　　孫醫生挑選了一個恰如其分的翻譯。三年以來，這句話被饒家駒神父時時掛在嘴邊，已成了口頭禪。尤其近一年來，他說得越發頻繁。大環境日漸艱辛，若不乞靈於一絲微茫的天道規律，只怕很難支撐下去。

　　饒家駒的中文很好，聽得出這幾個字的微妙暗示。他微微一笑：「孫醫生，悲觀主義者聽到這句話，會覺得自己的抗爭已無意義，只能由上帝來選擇命運；樂觀主義者聽到這句話，會認為未來尚有一線生機，值得奮力一搏。你是哪一種？」

　　孫醫生扶了扶眼鏡：「我兩者皆不是，我會奮力一搏，然後聽憑上帝的安排。」饒是饒家駒心事重重，聽到這一句話也忍不住大笑：「盡人事，聽天命。我倒忘了，這才是你們中國人的哲學啊。」

　　「我是怕自己把未來想得太通透了，就喪失了在當下堅持的勇氣。」孫醫生說得很坦白，也很疲憊。

　　饒家駒歉疚地抓住他的手臂，看到對方眼圈微微泛紅。這次自己驟然離去，對這位中國醫生的打擊比想像中要大得多。

　　三年前的那一場淞滬會戰，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在上海造成了大量難民。國府無暇顧及，日本人如狼似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又置身事外，結果這些難民流離失所，無處容身。中國紅會不得不祭出沈敦和的故智，聯絡了各國駐滬人士，組建了上海國際紅十字會，處理難民問題。

　　其中最為艱難的安置工作，由一向熱心公益的饒家駒神父負責。經過他的奔走斡旋，最後在南市的民國路與方浜路之內劃出一片城區，作為收容難民之用。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裡，他殫精竭慮，窮盡所能，硬是在極度惡劣的大環境下，保住了這個「南市難民區」和生活在裡面的三十多萬難民。

　　誰知本月饒家駒接到耶穌會調令，需要返回巴黎。他有心拒絕，可耶穌會態度十分強硬。誰都知道巴黎如今在德軍佔領之下，同樣需要救濟難民。他猶豫再三，也只能奉命行事。

　　為了不引起難民恐慌，饒家駒決定悄悄離開。只是到了六月十六日離開當日，他實在捨不得自己付出無數心血的難民區，遂坐車圍著這個區域最後轉了一圈，才依依不捨地來到碼頭。

　　唯一趕來送別的人，是和他這三年密切配合的紅會第一醫院留守主任——孫希。

　　抗戰開始後，在顏福慶的調度之下，兼任紅會第一醫院院長的應元嶽率領紅總、中山醫院，以及上海醫學院的大部分師生、醫護人員內遷去了雲南。孫希因為受過槍傷，被任命為留守主任，留在上海維持哈佛樓的運轉。

　　南市難民區是一個國際中立區，只有紅會系統的醫生能夠進入。孫希作為碩果僅存的外科主力，幾乎每天都往難民區跑，與饒家駒結下了深厚友誼，也最為知曉他的難處。

　　「我走以後，你們一定要早做準備。未來的局勢，恐怕會更加棘手。」饒家駒提醒道。

　　「不用未來，我估計您離開的消息一傳開，這個難民區就會維持不下去。」孫希悲觀地表示。

　　中國紅會在淪陷區已停止了實質工作，他們並沒有能力接管難民區。

　　「我說的可不只是難民區的事情。」饒家駒臉色凝重，「我聽一些在工部局的朋友講，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最近外交動作頻繁，很可能在幾個月後簽訂一份條約，正式結成軍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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