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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父親和我長時間的談話屈指可數,他一輩子對我說話最多的就是那次: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家,在上校人去樓空的家門前那次。那次談話的中心是上校,我問他談;談完上校後談我,他問我談,談我在國外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當中自然談到我前妻,談到那次車禍的生死離別。 聽了這情況,父親眼睛倏地發亮,沒有悲傷,只有僥倖的欣然,對我說: 「難怪你能活著回來,是她替你死了。」 我想說,是我替她在活,但話到嘴邊被我咬住,不想說。父親的冷漠和自私讓我覺得對不起前妻,而我寧可對不起自己也不願對不起她,她是藏在我心中最深的痛,也是愛,我不許父親在她面前失禮,給我丟臉。 多年後,我掙了錢,我把前妻的遺骸帶回國,想和我爺爺、母親他們幾位親人安葬在一起,也是將來和我葬在一起的想法。故土是熱的,她孤零零一個人待在國外,太淒冷了,讓我心疼。那是二〇〇〇年,大熱天——我專門挑選大熱天,就是要她忘掉冷——父親聞訊後居然冒著耄耋之年隨時可能死在山上之險,上山阻止我,堅決不准,我怎麼勸說都不行,乃至以死相脅,把我氣得要死。父親反對的理由是:她是我家的救星福星,我以前能躲過死劫是因為她替我死了,我後來順風順水掙了錢,是她在陰間護著我。 我說:「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善待她,把她當親人待。」 父親說:「死鬼比活人講道義,我們家在村裡作的孽太多,這墳山上的陰鬼都在詛咒我們,你把她葬在這裡等於送進狼窩,害她。你害了她,就沒人保佑你了,也等於是害自己。」 父親已經被家裡接二連三的災難嚇破膽,變得神神叨叨,入了魔,我有一千個理由和懇求都說服不了他。好在後來我總算在杭州南山公墓裡找到她父母的墓碑,跟她父母葬在一起也是個好的選擇。但她父母死去三十多年,四周都是別人的墓,要緊挨在一起完全不可能。最後我把整個墓地轉個遍,尋到一個墓位,可以跟她父母遙遙相望,我想這應該是她樂意的。而且,我索性把她旁邊兩個墓位也買下,留著以後給我和現在的妻子用。我們仨葬在一起,可以用西語說悄悄話,這邊人誰都聽不懂。我覺得這是個不錯的安排,只是這意味著我也成倒插門女婿了。看來這就是我們兄弟的命,不是死在村裡就得離開村裡,正應了父親的魔道。 說是遺骸,其實只是屍體火化殘存的幾片骨渣。現在火化設備好,屍體都燒成灰,那時做不到,會遺一些碎骨殘片。時值盛夏,驕陽似火,偌大的墓地靜得可以聽到烈日燒地的聲音,嘶嘶騰騰地冒著熱氣。四周都是死者陰人,只有我一個大活陽人,整個過程:鏟土,挖穴,填土,鋪礫,立碑,焚香,一切我都親自動手,忙了我兩個多小時。遺骸歷經二十多年的地下腐爛,與泥土木屑難分難解,早已不成樣,但我在撫摸它們時仿佛依然感受到自己的體溫,辛酸的往事在我心裡翻江倒海。我曾有三年時間一直隨身攜帶著前妻的骨灰。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我為什麼不給它入土?因為沒錢,又不想隨便處置它。 我們把鋪子從巴塞羅那遷到馬德裡,已花光所有積蓄,到馬德裡又沒掙到錢,一直做著青黃不接的生意,過著青黃不接的生活。生意是靠妻子撐著的,她去世後,我一個人開不了鋪子,租不起房子,只好都退掉,過流浪漢的生活,露宿街頭,靠垃圾堆裡的過期食物填飽肚子。經常跟垃圾堆打交道,後來我也從垃圾堆裡發現掙錢的門道。國外的垃圾堆尤其是富人區的垃圾桶裡,經常有一些在窮人眼裡值錢的東西,春夏秋冬的衣帽鞋襪,廚房裡的鍋碗餐具,甚至連收音機、唱片、唱機都有。 有富人區必有窮人區,而且窮人總比富人多。 報紙上說,窮人區是大海灣,漫無邊際,富人區是小湖泊,一小時可以繞一圈。多年在窮富區間穿梭往來的經驗告訴我,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很形象貼切。不論春花秋月,白天黑夜,我都隨身帶著妻子的骨灰,她比任何一個活人都安慰我,給我活下去的力量。我從垃圾裡找吃找錢,等待有一天可以湊夠錢,給她買一塊像樣的墓碑,葬一個像樣的墓地。今天我可以給所有親人買一塊大墓地,可那時一塊小小墓碑對我來說比馬德裡的太陽門廣場還要貴,等三年都湊不夠錢,倒等到一個願意幫我湊夠錢的人。 有一天,我照例在街頭溜達,目光是不會看人的,只看路邊的垃圾和垃圾桶。突然,有人叫我,聲音像穿越了千山萬水,從遙遠的中國傳來,而且有一種蜜糖的甜香味。這太稀奇了,我已經有實足三年,只跟女人說話,卻不見哪個女人跟我說過話,更不要說叫我的名字。我說話的女人是不會說話的妻子,她一直待在我時刻不離身的挎包裡,裡面用三層纖維紙包著,外面裹一層雨衣布,保證不會飛出一粒灰,不會被雨水淋濕。我以為是幻覺,聲音卻又響起,而且離我更近。 循聲看去,我看到一個個頭矮小的姑娘——對了,那也是夏天,天正好在下小雨,她穿得少,打著傘,看上去更矮小,像個中學生,走路一蹦一蹦的。我認不出她來。那些年我眼裡只有垃圾,沒有人,更沒有女人。她對我報名字,我還是想不起。長年跟垃圾相處,把我處得也像垃圾一樣沒用了,所謂近墨者黑嘛。直到她說起我妻子名字,說起已經被我退掉的鋪子,我才想起她。她是青田人,算是我們浙江老鄉,鋪子開著時她時常來買油條,便認識我們夫妻倆。那時我們不知道她的來歷,只是看她走路的樣子,有一點跛,不明顯,但還是看得出來。 後來我知道,她父母是最早到西班牙的老一代華人,她出生在這裡,幼時得過小兒麻痹症,家裡窮,沒得到及時治療,用她自己的話說:上帝把她的左腿借去了一寸,卻賴皮不還她。她似乎很懷念我們的油條,跟我攀談起來。老天幫忙,雨轉眼間下大了,她把一半傘位讓給我,拉近了我們距離。雨水淋濕了她一隻衣袖,我的遭遇淋濕了她一顆同情心。她答應給我找份工作。馬德裡的華人比巴塞羅那多,在城南USERA一帶甚至有一個相對集中的華人生活區,她在這兒土生土長,熟悉情況,有些門路,有信心給我找份工作。她說,至少比你現在撿垃圾好。我拍拍挎包說,沒人會要一個隨身帶著妻子骨灰的窮光蛋的,華人是最講迷信的,這多晦氣。然後說到安葬——我還沒有攢夠安葬費。她問我差多少,我說大概多少。 她說:「我借你。」沒猶豫的。 我說:「算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還。」 她說:「你有了工作很快就可以還的。」 後來也不需要還了,因為她成了我妻子,我現在的妻子。我當然問過他,為什麼願意嫁給一個「垃佬」——中國人叫拾荒匠,倒是很文氣的稱呼,比垃佬好聽。她說一個可以把妻子骨灰隨身帶三年的人,一定是個好丈夫。說到底,還是前妻給我暗暗鋪的路。這路一直走到今天,並且越走越好,好得比做夢還好,好得讓那些垃圾都不可思議,它們居然有那麼大本領,可以讓一個窮光蛋發家致富,開三家公司。 報紙上說,當今的中國是最有「錢途」的時代,任何人都可以掙到錢。看到這句話時我心裡嘿嘿笑,想它是不是就在說我呢?雖然因為生活需要,我已加入西班牙籍,但我心裡從不認為自己是那邊人,如果中國政策允許,我會在第一時間放棄新國籍,恢復老國籍,甚至是村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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